马泽晨（节目嘉宾）：现在的古希腊典籍是通过阿拉伯文翻译过去的，这样就存在一种质疑，就是从阿拉伯文翻译到拉丁文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信息缺失。

大家需要明确知道在翻译界中有一个基本公理，就是说每一次语言翻译都有必要的信息丢失。阿拉伯文跟当时的拉丁文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语系跨得越远，它的丢失量越大。举个例子，我们从汉、藏文语系里的互译，它的信息丢失量，跟汉语与阿拉伯文互译的时候，丢失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

李志晖（节目嘉宾）：刚才讲到古希腊文明的历史有待考证，但是有一件事是比较确定的。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公元前300多年的思想家、哲学家，以蛊惑人心罪被判处死刑。而且是以他们所认为的一种民主方式，通过投票决定处死苏格拉底。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选贤任能的模式已经出现雏形了。当时各个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发展都是遍寻天下贤士，求贤若渴。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会到各国去介绍自己的思想，其中有很多是被君主所吸纳，这种就是选贤任能的一种雏形。

所以我认为对比中西就可以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治理方式，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历史、自己的逻辑。所以我们没必要“言必称希腊”。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也是人家学术著作里面提到的。我们前面以《亚里士多德》全集为例，但是你可以仔细想想古希腊当时的物质条件，十卷书目几百万字，而当时书写的载体，一个是羊皮，古希腊不产羊，对不对？还有就是纸草，纸草也是很贵的。

所以有一个学者提出观点，我倾向于同意。也许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里，也就是后来史书上所说的“亚里士多德学”，可能是很多阿拉伯学者讨论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观点。当时的学术规范也不像现在这么严谨，所以可能是很多人的贡献，最终形成一个十卷本。这个解释我觉得可能相对靠谱一点，但也是一种猜测。

Q1：我们国家现在日益强大，我们也在逐渐地摆脱西方中心论，这固然很好。但是我也发现，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您认为我们是否有必要来警惕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张维为：这个问题很好，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首先不要太紧张，这个是很自然的。西方也一样，网络世界、自媒体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各种极端的言论都有。但是从宏观把握来看，我觉得中国有两点是西方制度下没有的。

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谦虚的文化，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能存在激进的民族主义，但是一般不会成为主流。第二就是中国领导人的选拔是历练，层层的历练，使他总体决策比较理性。不管中国出现什么样的言论，最终不会成为国家政策或者是战略。

看到叶青林我就想到台湾。当年马英九上台，西方一些国家希望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英九也说不排除抵制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当时并没有搞民粹主义。中国大陆觉得，不管马英九能力如何，至少还不是“独派”。实际上也还是或多或少地理解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这就说明我们的决策是非常理性的。

Q2：我觉得“西方中心论”其实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来了，比如有种说法就是把我们的清明节比作西方的感恩节。张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就是说其实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些观点，但是已经深入到我们内心里面而不自知。

张维为：自从鸦片战争被西方打败以后，中国人确实，自信心受到很大挫折，崇洋比较厉害。这一现象今天确实还存在，比方说上海叫“东方的巴黎”。上次奥朗德访问上海，他说我们也许可以把巴黎叫做“西方的上海”，他反倒是这样来讲。

也有人把苏州称为“东方的威尼斯”，实际上比较苏州历史和威尼斯历史，苏州是遥遥领先，对不对？所以应该反过来，威尼斯是“西方的苏州”，这样更实事求是，这些都是具体例子。我们现在兴建了这么多的新小区，漂漂亮亮的，但是很多的名字都是西方的，“罗马花园”、“东方曼哈顿”，是不是？完全可以起更好的名字。

在大学里边，如果你发表英文文章，它的得分评价就比中文要高一些，这也是个问题。我们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你英文写文章写得确实好，比中文写得更好，那么就给你更高的评分；但如果你写的不如中文写的，为什么英文要更高？这没有道理，对不对？诸如此类，好多好多。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反思一下，但是也不必太紧张，这个过程是一定会经历的。到一定阶段，这个度它会重新恢复到新的平衡。现在中国的自信心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新的小区，已经开始用非常典雅的中国名字。

Q3：张教授好，主持人好。西方学者极力地维护“西方中心论”，他们提出了很多的论点、论据。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似乎对这些“西方中心论”的论点、论据，仍然深信不疑。从学界或者学者的角度，您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张维为：我在前面的演讲里提到，用中国信史的标准来看待欧洲历史，这就是一个学者的建议，就是实事求是。不过，你的问题倒使我想起来，也许我们在很多其他的史学研究方面也可以参考。

政治学我们一直在做，举个例子，中国学者王绍光，他就提出中国人比较注重政道，西方比较注重政体。我也提出过，能否从良政还是劣政的范式出发来研究政治体制，而不是民主与专制的范式。

我自己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的，但是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比方说，用西方的史学标准界定文明，它用的是古文明要有文字、要有青铜器、要有城邦城市，这样的所谓三要素。我在想这个三要素，当然我们也用这个标准先来分析中华文明，但是我从外行的思路来讲，能不能有时候冲破固定的思维方式，产生一些新的思想？

比方说青铜器，它会不会和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有关系，这个地方它能够出产青铜。中国的玉器文化就很发达，因为我们有良渚文化，它的玉器非常成熟，因为这一带有一种叫软玉的资源，但是没有青铜的资源。那么这个能不能算作标准之一？

文字也是同理，我们现在一般讲中国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大约具有3300年到3500年的历史。但是，这时候的甲骨文已经有四五千个字，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里边的内容几乎都是占卜，领域比较窄。那么是不是能够发现，在这个之前已有的其他文字？因为这些文字的载体可能是木头或者什么东西而已经消失，但是却在甲骨上保留下来。

我认为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打开思路，重新进行探索，没必要被19世纪的欧洲人界定的东西给框住。有时候我们需要创造标准，重新界定现代化。因为中国的历史比它丰富多了，地下的文物也丰富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源泉，创造新范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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