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温·戴尔写了一本专著《战争》，他在书中指出，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统治下，亚洲的伊斯兰地区保存了在欧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腊典籍。欧洲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欧洲人得以把欧几里得、托密勒、阿基米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欧洲文字。戴尔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从中国和印度的发明中获益匪浅，而中国的许多发明就是通过阿拉伯世界在这个时期传到欧洲的。

另外一位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专门提出，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地理位置在欧亚大陆的中央，它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包括采用了中国发明的纸和火药，同时也承袭了希腊的学术。

欧洲人将十五、十六世纪称之为“伟大的航海时代”，这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中国总体上还是远远领先欧洲。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船队相比，郑和的船队要大得多。有学者认为，郑和的宝船长超过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应该说比80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在排水量上大百倍。

中国学者朱谦之也认为，文艺复兴在16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绝不是偶然的。当时的欧洲国家和中国接触最多的就是意大利。在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中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文化传入意大利，最早是丝绸、青铜器、瓷器等等，然后是纺织技术、造纸技术等等，都通过意大利传到了欧洲。

13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曾经中断的意大利通往中国的道路又被打通了。所以，威尼斯成了中欧交流的最重要的城市。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在宋末元初抵达中国，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他回到欧洲之后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西方当时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繁华和发达的国家。

美国学者莫里斯·克里斯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马可·波罗游记》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一部启蒙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是发聋振聩的，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广泛的复兴。

马克思当年也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成为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最强大的杠杆。其实很多支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也知道这些事实，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总是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说深入讨论这些事实。

下面可以比较一下中国与欧洲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情况。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华科技文明史》中，列出了几十种在16世纪之前，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重要技术。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轮毂车，比欧洲早15个世纪；还有铸铁，比欧洲早12个世纪；风筝，比欧洲早12个世纪；拱桥比欧洲早7个世纪；独轮车比欧洲早9到10个世纪；还有弓弩、钻探技术，还有活塞风箱、瓷器、河渠闸门等等等等，都要早500年、1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最后我想再谈一点感想，就是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疑古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全面地质疑中国先秦以前的历史，全盘地否定中国的远古文明，并把商周以前的中华文明历史称之为神话。

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考古发掘的大量新发现，这个学派的影响早就式微了。实际上，中国史学有个传统叫做信史，也就是说把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地下的文物结合起来，互相印证，成为真正的信史。我就想，我们的史学家能不能采用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标准去考证一下古希腊历史？我觉得我们崛起的中国不能老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要讲实事求是，至少应该用个大致一样的标准去考察欧洲的历史，考察古希腊的历史，看看古希腊的历史中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称为信史。我觉得我们要形成中国自己的西方学，形成自己的古希腊学，要为此打下基础。

比方说，我们知道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已经出版了十卷，它最早的版本到底在哪里？我请教了一位史学界的朋友，他说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残片是德国考古学家在1890年所发现的写在纸草上的文献，叫做《雅典宪章》。这个编号是叫纸草131，很有名的Papyrus 131。

纸草131  图片来源：大英图书馆

纸草是一种植物，是古埃及人发现的，他们觉得这个植物去掉水分之后可以用来写字，所以有一些文献保留下来了。根据现在的考证，《雅典宪章》大概是公元二世纪的作品，但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它究竟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作品，还是他学生所写。所以这个作品没有被编入《亚里士多德全集》，这个文献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其他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版本大都是12世纪以后的。也就是说，离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至少有1400年了。据说，当时中东地区有一个叫“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翻译运动，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但现在好像阿拉伯文的版本都找不到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典籍，比方说《左传》、《汉书》等等，虽然也是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才开始普及，但我们现在出土的一手文物很了不起，文献非常之丰富，明显比欧洲要多得多，要早得多。比方说，湖北郭店村的楚墓中所出土的《老子》竹简；我们的《道德经》有西汉初年马王堆的帛书；我们的《论语》有河北定州的西汉竹简；我们的《尚书》有清华竹简。这些都是公元前三世纪、四世纪、五世纪的东西，离我们古代先贤生活的时代非常近。

左为郭店楚简，右为马王堆帛书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然，我自己不是史学家，更不是古希腊历史的专家，但我觉得用对中国史学同样的要求来对待西方史学，来研究古希腊历史，并不过分，这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不能轻率地否定古希腊，认为古希腊历史肯定是伪造的。古希腊历史的很多谜团，实际上我觉得还需要大量扎扎实实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学者应该以更严谨的态度，在掌握古希腊语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的一手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最终才能拿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成果。

刚才和大家谈谈中西方历史的比较，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历史上，西方文明从非西方文明、从中国文明中借鉴了大量的东西，所以后来才有了西方的崛起。今天也一样，不同文明之间应该提倡互学互鉴。中国文明也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借鉴了很多东西，所以才有今天我们中国全方位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