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张教授您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印度、东南亚，或者巴西这些新兴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实在人均GDP、经济形势等多方面指标上优于我们，而最后它们到现在都没有取得像我们如今的成就，这是为什么呢？

张维为：对。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就以印度为例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肯定印度的进步，很多人都觉得印度在迅速崛起，但是如果用中国标准来看，确实还差得很远。所以我自己不太用“印度崛起”这个词。

至今，印度还有好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某种意义上就是前三十年中国所做的事情。

第一个是土地改革，发展中国家有特点，农民占据人口大多数，没有经过土地改革，土地都在大地主手中，农民富裕不起来。观察印度的国会，南亚国家的议会，几乎都存在这个情况，就是大地主掌管国会，土地改革无法通过法律方式来推进。印度有过非常有限的土地改革，把一些无人无主的土地，分给一些农户，但规模非常之小。

此外，印度没有经过真正的妇女解放，在印度，乃至于很多其他国家，就会发觉妇女地位太低，跟中国没法比，印度全是男性在从事工作，妇女解放跟中国比相差太远。

还有一点就是种姓制度，实际上印度在宪法中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由于它是宗教的一部分，很难进行改革，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1984年，我第一次去印度，当时邀请我们的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亲中国的政党。他们那个党的领导人跟我们说，他们共产党开会，低种姓就坐在地上，有椅子也不坐。种姓制是一个社会问题，是过去几代人的问题积累下来造成的。这些问题如果你不解决的话，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Q3：张老师您好，我想请问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发展的打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黄金发展期已经结束？谢谢！

张维为：不会的。当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基本上这就是英文语境中的tipping point，转折点，就已经过去了。今天中国制造业是美国、德国、日本之和还要多一点，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办法阻碍中国崛起，不可能的。

现在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坦率讲就是美国和中国，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而且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我们会在大数据上占据绝对优势，因为我们的人口是他四倍多。所以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相当于能源革命中的石油，缺乏数据的行为体想要参与竞争是非常难的。

另外就是制度优势。很明显的，中国的规划能力、战略定力、改革能力、整合能力，这些能力美国都比我们要弱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也到处在讲这个观点，就是中美某种程度的交锋，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知道确实是没有办法阻碍你，最后就是If I can't beat you，I join you，如果打败不了你，就加入你。可能是这样的大趋势。

李志晖（节目嘉宾）：我觉得张老师其实讲了一种综合创新的能力。但是坦率地说，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还有很多不足，比方说基础科学领域，我们还需要加大投入。但是在综合创新实力，和综合创新潜力上来讲，不光是科技创新，还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甚至文化创新，我认为中国确实是在“第一方阵”。

主持人：而且战略机遇期并不是就等在那里，等着它天上掉下来。战略机遇期也可以由自己去创造，由自己去寻找。所以我觉得要有定力。

Q4：目前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的世界舞台上逐步地崭露头角。同时外媒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很多评价和观点。所以我想请问张教授，您认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今良性发展的中国经济？

张维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哲学基础，即实践理性。我们不相信任何教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任何的新措施，都是要先试验一下。回过头来看这四十年，全球化是西方推动的，包括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部分。但中国当时做的决策是参与经济全球化，拒绝政治全球化。就这一个决定，现在看来对中国意义深远。哪怕是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对于资本市场放开的态度，也是相当慎重的，也注重趋利避害，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开放政策，开放的大方向是极其重要的。邓小平老说我们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我封闭。中国人很聪明，一开放中国人就会发觉别人这个地方做得比我好，中国人就愿意去学习，而且学习之后，还想办法把它超越。

Q5：张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是泰国的留学生。有些高科技来自于其他国家，那您认为中国是怎么把这些高科技应用好、发展好？

张维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中国当时做好了准备。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瑞士有一家企业，叫做迅达电梯，它是最早到中国，到上海来投资的。

当时我正在读博士，顺便在上海的迅达公司做了一个调研。它与中方签了合同，转让技术。中方花很多的钱买技术，但是要掌握技术并不容易。当时光是图纸、文件，把四个房间堆得满满的，全部是德文。所以就要有这样的人才，把这些东西翻译出来；要人才把它全部弄懂，然后消化，从学习人家的技术，到后来自己能够生产，最终超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今天讲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关系，很多人才都是那个时候培养的。

实际上国际舞台就是这样，互相学习、借鉴、提高。我自己接触下来，很多西方公司愿意把技术给中国，但是它们的政府觉得给中国就麻烦了，这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实际上，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政府就不应当干预市场，如果市场的行为主体很自信这个技术，但是放在那儿不转让，最终是要过时的。到中国来，卖个好价钱，产生很好的效益，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