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铎（节目嘉宾）：张老师讲到，中国是很少可以对美国说NO的国家。我们知道之前有一本书《日本可以说NO》，就是日本经济强大起来了。

张维为：讲讲而已。

主持人：是在它经济爆棚的时候。

许钦铎：有五万美军的军事基地就在日本，怎么可以说NO？连主权都不独立的国家，怎么可以说NO呢？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们中国模式的发展有经济特区，我觉得我们还有个“政治特区”，我们的台湾省。台湾的制度你觉得好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习总书记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岛内的讨论很多，政客一直说不接受“一国两制”。我有个特别好的台湾朋友，一个政治学家，说，本来就不应该接受。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台湾的制度，现在哪有什么力量去跟大陆的制度争这个模式？台湾是西方模式在亚洲的一个典型，曾经是民主灯塔，可是这个灯塔施行下来……我记得我去年10月份跟马英九先生有一个对话。他当时做一个讲座，说“三民主义”在大陆跟台湾地区实现的对比。他说大陆在民生层面做得非常非常好，根据美国自由之家的指标，民权、民主层面大陆不如台湾。

后来我反过来问他一句，我说马先生，如果按照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标准，“三民主义”在大陆早已经实现了。然后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前两天还写了一个小的评论，台湾这这20年来的整个模式、政治，不管是政客还是政党，他们每一次选举，每一次上台下台，都是说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了台湾去打拼。可是仔细一想，仅仅是盯着那四年盯着那张选票，谁真正为台湾全体民众的福祉和台湾整体的前途在考虑？我说这就是一个模式的活生生的例子，反面教材特别容易理解。

张维为：我曾经讲过，过去一直到今天，我们把这个时代定为和平与发展，这个定位很重要。美国过去怎么定位的？民主化、全球化，对不对？结果全球化都退出来了，民主化，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个个的颜色衰退。所以你看实际上是他对时代定位定错了。

观众1：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面的。中国古代在封建王朝阶段，大家说是一个政治的超稳定结构。但是福山说过，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面可能你遇到一个好皇帝，发展得就会比较顺利，但是遇到一个坏皇帝，可能国家就会迅速衰败下来。中国制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经过民国的动乱到新中国逐渐稳定下来，政治制度也变得逐渐顺遂。您也回答过福山这个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是层层选拔出来的，那么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监督呢？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上面是否有这样的安排呢？

张维为：当西方把中国人的历史简单归结为好皇帝坏皇帝——即使退一万步，说他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你想一下，我们一个好的朝代，我粗算一下大概有七个，寿命都是在至少两百七十年以上的。美国历史才两百三四十年，整个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就是两百多年。所以谁也不能保证西方这个制度这个模式能够持续下去，我已经开始研究西方国家会变成第三世界，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希腊就出现了，法国内部也出现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新的情况，从战略上、历史大维度上来看的话，可以有一点自信。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前两天讨论过，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至少已经比美国考虑得更加周全了，无非是一个“下下策”，一个“上上策”。“下下策”是保底的，如一个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比方执政能力、身体原因、年龄原因，他该下去的时候要下去的，退场的，这个我们已经有了。

而且我们还有民主集中制，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民主集中制就意味着不会产生像小布什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那样的情况，这种在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不允许的。所以“下下策”我们做到了。

在“上上策”方面我们做得比美国好多了，你要进入一个政治局常委，恐怕都是担任过两任省部级领导，所以整个历练比他们要全面。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制度十全十美，我们也要继续探索。

观众2：张教授、主持人好。在您所接触到的西方一些国家里，社会的精英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民众，他们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模式这种声音？

张维为：总体上因为西方媒体洗脑非常厉害，我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很形象的，你只要看西方媒体刊登的天安门的照片，他一定要放一个警察，这个概率大概是90%，就暗示你是一个警察国家。实际上纽约警察比上海北京多了去了。

比方说你到美国去读书，你住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他就要问你了，中国怎么还不允许“西藏独立”呢？台湾问题也是，他说台湾人民要求“独立”，让他“独立”不是挺好吗？

现在出现的积极变化就是互联网世界。就上次那个经典的案例，一个人问问题说，为什么中国还不爆发颜色革命？美国人觉得很惊讶，还没有爆发。上海一个女留学生就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浦东1990年的照片，一张是2010年的照片，然后说这两张照片的对比解释一切。老外就在下边评论，说美国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发展，城市能够变得这么漂亮。所以互联网世界，实际上用好了可以帮我们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传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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