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处理不好，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极端依赖西方，要么极端反西方。我们今年6月去牛津大学讨论中国模式，有人问非洲国家是否可以采用中国模式，我说这确实很难。因为中国模式的前提是新中国是通过22年的武装斗争打出来的，而且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交过手，我们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和展示的决心，是全世界少有的。一般的非洲国家不要说和美国抗衡，一个跨国公司施加压力，它可能都受不了，甚至BBC发一条新闻，造一个谣，这个国家可能就要乱了，他们的情况和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法照搬中国模式，也没有必要照搬。但非洲国家在政策上可以适当调整，对西方适度开放，对全世界适度开放，但一定要守住底线，趋利避害，这是中国的经验，他们可以参考。

那次邓小平见罗林斯，一上来就问他抽不抽烟，罗林斯说不抽，但您可以抽。邓说，那我就抽了，他还指着自己手里的熊猫牌香烟，说这个香烟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尼古丁含量比较低”。然后就从党的代表会议谈起，说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才短缺。中国解决的办法是靠培养，另外还要利用好现有的人才，人才培养要有规划，要有梯队。当时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因为改革开放起步顺利，农村责任制的推广，整个特区的建设都比较顺利，所以邓小平对罗林斯说“看来我们已经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罗林斯接下来要去厦门特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会见结束后罗林斯就直接去机场赴厦门了，当时习近平是厦门市副市长，我们当时也见到了他。我接触过十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罗林斯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他真心想学习别人的东西，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请。他一路感叹，说加纳人缺少理性，中国人非常理性。他说，西方国家给我们一个模式，要我们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你们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国模式，只有一个伟大文明的代表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次访问给罗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人坐在钓鱼台18号楼的大客厅里沉思，外交部礼宾司的人着急了，让我去劝他休息，他说他还在思考中国的经验，睡不着觉。那是1985年，中国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让他非常震撼了。

我记得当时他请邓小平介绍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条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这里简单讲一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不敢提这个概念，我自己记得，邓小平本人就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这次谈话中，在罗林斯最后走的时候，邓小平也提醒他，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当时外交部翻译室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大家就领导人谈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和难点经常进行讨论，看如何翻译为好，我记得我们当时就讨论过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怎么翻译比较好，是译成the China model还是the Chinese model，最后的共识是the China model更好一些。邓小平当时讲中国模式，意思很直白，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像我们讲浦东模式、深圳模式、苏南模式一样，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它是对自己一套做法和思路的总结。我们过去回避这个概念，其实是不那么自信的表现。现在习总书记已经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他经常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放在一起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如果要我总结一下对邓小平的印象，有这么四点。

一是眼光，邓是一个超长思维的战略家。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谈的都是今后20年、30年那些自己可能看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全身心致力于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领导人。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把一些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确定下来，比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大的战略性思维，其他事情就会比较好办。

二是思路，他是一个一直在思考问题的人，他每次听完外交部领导的汇报之后都会思考片刻，一句话不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眼睛看着远方，这个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南巡讲话时，他说，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这些都是手段。他的思路一下子就把很多问题点清楚了。

三是清醒，他头脑非常清醒，强调任何新东西都要先试一试、看一看。《邓小平》这个连续剧中有一点是准确的，在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邓小平都反复说这句话“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邓小平的风格。

最后一点是大气，邓小平非常大气，毕竟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讲话非常大气。有一次我给他做翻译，讲到打仗，当时外宾问他，你们和越南打自卫反击战，你们没有担心苏联介入吗？当时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军事比中国强大很多。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做决定的时候，把事情推到最坏的结局，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应对他就出牌了。

这里还可以提一下他的南巡讲话。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号，他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1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邓小平当时就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讲了很多话。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将会大乱，他说西方不要高兴太早，他说世界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会。国内很多人在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但邓小平看到的是机会来了，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认为现在是可以证明我们能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的时候了。

南巡讲话表明邓小平有点急，他看到了机遇，但他认为许多人还没看出来，所以他有话要说。回头看，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开放真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能这样做，一般国家做不了。一个小国家的GDP往往还不如一个西方跨国公司的资产多，怎么跟跨国公司谈条件？但邓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全面开放，但不能失去自我。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他对邓小平派遣留学生的做法很惊讶，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他问邓小平，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收多少？中国没有限制。据说邓小平在内部也说过，十分之一的人回来就是胜利，现在的留学生约三分之二都回来了，而且留学生选择回国已开始成为主流，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提供的大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