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西方许多大学里，上马克思主义课是很时髦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活的学问来研究，对很多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现在大学里的政治理论课，效果往往不好，有时候甚至变成反宣传，这值得我们深思，马克思主义不能是一种僵化教条的东西，这也是邓小平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讲得就更多了，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新的意义。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邓小平做了这么多的解释，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说我们第三世界的朋友还是希望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邓小平真的有点不耐烦了，他直白地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说，“这个机器是有力量的，如果出现严重的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扭转过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邓的底线思维，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最坏的打算，包括后来的八九政治风波。邓小平不会允许公开挑战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场政治风波的问题一直比较敏感，很多人都避着不谈，但我一直说，我们讲道路自信，什么问题都不必害怕。我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这个问题也回避不了。

今年6月，我们去牛津大学参加中国模式研讨会，BBC还在播1989年那场风波，所以我演讲完了，人家就问那场风波你怎么看，还是用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来质疑我们。

我说我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当时中国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一批学生所代表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好来北京访问，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欢迎英雄凯旋般地欢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压到一切。中国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在当时的知识界，这个口号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另外一种力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是愚蠢的。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政治力量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悲剧，但重要的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保持稳定，经济上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至少70%的中国人会感到高兴，中国人勤劳，只要有政治稳定和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人民和国家都会富裕起来，这叫雪中送炭，然后再一步一步锦上添花，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我这样解释，英国人或多或少听懂了。中国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会见中又谈到了香港，邓小平就说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归。穆加贝说你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的。邓小平说，那得看看马克思批准不批准，邓后来还加了一句话：“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坦率和幽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再讲一下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给领导人做翻译有一个好处，有时候领导人见完外国客人后会随意地发表一些评论。我当时已经离开外交部了，苏联解体后，我问过外交部的老同事，我说邓小平有没有私下评论过戈尔巴乔夫。他说邓还真说过：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这个评论真是十分到位。1996年戈尔巴乔夫居然有勇气去参加俄罗斯竞选，得票率不足1%。1990年我去过苏联，戈尔巴乔夫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但是莫斯科商店里空空如也，95%的柜台是空的，剩下商品中95%的商品是要排队购买的，而且排长队。

我去年去了云南红河自治州一个贫困县下面一个乡的小卖部，它的商品都比1990年代莫斯科红场最大的百货商店要丰富。俄罗斯的朋友当时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戈尔巴乔夫干得太差了，有一个人说，我要把他给干掉，他就带着枪去克里姆林宫，但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说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他说克里姆林宫前排着长队，人手一把枪。我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中国触动》一书。

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雄心勃勃地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苏联经济已经崩溃。现在很多回忆录已经出来了，苏联当时经济崩溃到什么程度，最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给老布什写信，求借两百亿美元贷款，因为公务员和军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老布什说不行，你还要继续改革，结果国家就崩溃了。

邓小平会见罗林斯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邓小平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这张照片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这张照片。这是我今年到北京开会，抽空去参观国家博物馆，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楼有外国领导人赠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展览，突然看到有加纳国家元首送给邓小平的礼品，上面有这张照片，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也算是留下了一点记忆。

罗林斯是真心诚意地要向中国学习。那次也很有意思，我估计45岁以上的人可能记得，1985年9月1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这在党史上非常少见，可见它的意义特殊。那次会议主要是实现了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下了十位老人，叶剑英等都退了下来，胡启立、李鹏、田纪云、乔石、吴学谦、姚依林等六个新人上去了。现在看来，中国领导人的有序接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那天非常高兴，他直接从大会会场走到了福建厅，到了福建厅之后对外交部领导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你们送来的材料我都看了，我问三个问题，第一，加纳的政局稳不稳；第二，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第三，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一下子抓住了重点。

我也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政局普遍不稳，包括加纳总统罗林斯本人也是通过三次政变上台的，老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没有多少改善，现在又有埃博拉病毒，我们特别谦虚，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有一亿人还处于贫困线以下，我去看过贵州、云南的穷地方。

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许多穷人到非洲国家，甚至到印度，怎么都是中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过土地改革，我们农民有地有房子，即使一天收入两美元不到的农户，多数吃饭也是三菜一汤，我们的电力已覆盖全国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不是用西方的、或者以西方标准主导的世界银行标准，而是用我自己的标准，实是求实的标准来进行横向跨国比较。我们一定要推动标准体系的创新，否则老是采用西方的指标体系，很难进行客观的横向比较，甚至还会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