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溃疡与政治陷阱

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决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上改弦易辙，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和理论准备，包括新闻舆论公开化、历史反思热、文艺解冻、外交新思维和世界主义等。

（一）政治自我否定

苏联在前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僵化、停滞和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消除这些弊端，苏联应采取稳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等措施，有效完善各种体制和制度。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把“民主”“改革”“公开”等概念绝对化，多次宣扬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基础”和“改革的灵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成了唯一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同样把多数、公投、选举、公开等民主原则绝对化和简单化。一方面他把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大多数人意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在反思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自由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一些打着不同旗号的代表候选人发表了大肆攻击苏共、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演说，这些演说成了反苏和反共势力的获胜砝码。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道：“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不要干预、不要干预、要保持距离”。

2006年，时值苏联解体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反思认为，20世纪末苏联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决原则的适用性与选择需要依据各国的国情。戈尔巴乔夫罔顾苏联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改革需要，强调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并美其名曰这是民主的需要。随即苏联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多数”和“民意”行事，结果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各共和国公然与中央开展“主权战”“法律战”，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大肆夺权，分裂势力、复仇思想大行其道。

普京（资料图）

（二）舆论公开绝对化

在苏联，“公开性”提法肇始于列宁时期，意在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后，戈尔巴乔夫旧词赋新义，将“公开性”与扩大信息公开、民主化勾连起来，把“扩大公开性”变成了一场苏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毁灭的政治运动，严重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基础。

有分析指出，戈尔巴乔夫等人倡导的公开性并非为真正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而是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有意地进行的社会舆论引导。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在中央办公楼里召开吹风会、座谈会，邀请的主编、记者有时多达200人。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发动广泛的公开性运动在当时并非是必须的。但改革派考虑的并非眼前一时的事情，公开性代表了“改革”思想的哲学之维。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

正是在雅科夫列夫的怂恿和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并肆意放大、歪曲。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共识的突破口。扩大公开性成为揭露苏联社会消极面和宣扬西方自由制度的思想运动。于是，苏联舆论界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所谓“文人”把言论自由绝对化，毫不顾忌地抒发感情，以解积藏在内心多年的“压抑”。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反而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崇的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被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视为赢得舆论战和思想战的绝佳机会。之后几年时间，西方阵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心理战，打赢了多年的对苏攻心战。对此，苏共瓦解后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深有所感：“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

（三）放弃思想阵地

为顺利打开舆论大门，推行言论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更换了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会，网罗了一批腐化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1986年至1988年间，苏联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等先后被“新人”接管，《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而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有明显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弗罗洛夫先后出任《共产党人》和《真理报》的主编。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这些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2000年，雅科夫列夫承认，当时他主动担负起保护一些尖锐文章作者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

雅科夫列夫（资料图）

（四）政治改组与治理失败

1988年前后，在苏联社会关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有余，经济改革未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一些先锋派、自由派的知识精英提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行政命令体制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各级机关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按照戈尔巴乔夫的逻辑，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苏共官僚机构“从中作梗”。因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所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在所谓“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自此，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叶利钦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势力的牵扯下，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拆毁”大戏。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改革构想频频出台，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加之人民生活日益艰难，这无疑给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的口实。于是，伺机而起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喊出“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苏联的国家制度。

自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被遗忘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党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分抢物资资源，封锁商品出境，各自为战，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大厦危在旦夕。

（五）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苏共和联盟中央成为“众矢之的”。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败。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苏联境内爆发了多起冲突。1986年12月发生阿拉木图事件；1988年2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问题发生冲突；1990年1月发生巴库事件。除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了大规模民族冲突。据统计，1988年到1991年，苏联境内共发生170余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约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仅1988年，在苏联全国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的各种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数量高达2600余次，参与人数高达1600万余人，而其中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事件占比达60％。

在这些民族冲突的背后，是地区分立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登台唱戏。他们同党内的激进势力和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汇合在一起，对抗联盟中央，阴谋制造分裂。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乌克兰“鲁赫”民族运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等。这些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势力遥相呼应，迅速成为能左右苏联局势、动摇苏联根基的政治力量。

苏共失败始于党内分裂，而民族划线是撕开苏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的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所谓“民主集中”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1989年底，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表示不会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会议，这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在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势力的影响下，汇入瓦解苏联的大潮中。正可谓，一个染上民族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