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树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在此重要时间节点，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共运中两个代表性大党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非凡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种比较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国家兴衰的政治密码：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政策决定治乱，能力决定输赢；另一方面警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保持党的战斗力、生命力等，才能更好推进国家治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民主梦幻与信仰迷失

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强仇视，不断遭到各方敌对势力的疯狂捣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政治人物们妄图将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更是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在此后多年的较量中，西方阵营不仅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更是运用“和平演变”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较量手段。丘吉尔、杜鲁门、乔治·凯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都坚持对苏发动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图谋以民主、人权为武器，分化苏共，摧毁苏联制度。

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着“人权”“民主”“自由”旗号，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击，诬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妄图通过多种手段“和平演变”苏联。例如，在历次苏美高层会晤中，美国故意设置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对苏联领导人施压；成立各类民主基金会，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或民族分裂势力。《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编、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说，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权”和“民主化”问题，就是要使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变色。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谈论民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所谓的“一般民主”“绝对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并不存在。正是列宁立足革命实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捍卫了新生政权。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民主”“人权”攻势逐渐取得效果，使得苏联领导人的政治信心逐渐丧失、理想信念逐步动摇。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1975年8月与美国等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此后苏联的人权等内政议题成了外交议题。1985年3月，作为“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其思想“人道化”“西化”的味道越来越浓。他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在西方“自由式民主”口号诱导下，高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资料图）

戈尔巴乔夫的夫人、拥有哲学副博士学位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蜕变的影响不可低估。正是通过赖莎的极力推荐，不少蜕变了的苏共理论家充当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顾问和政治谋士。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说，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 “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

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败亡。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自己的“民主改革使命”，开始公开宣布与苏联社会主义决裂。2010年4月，在自己发动“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独立报》主编采访时说道：“当别人问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它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而我对趋同性社会的理解是，这是一种与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制度。”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此时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要直接搬到苏联社会并非易事。然而相比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领导人的鼓动和带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事实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眩目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让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号引来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智囊敏锐地捕捉到。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提到：苏东共产党人已失去了信仰；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提到：“（苏联）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1989年提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信仰、否定自身历史，这对苏共来说，无异于自杀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苏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使苏联走上了一条政治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