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月22日，《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发布，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在刚刚庆祝完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10周年不久，该政策的推出引发广泛关注。

几乎在同时，金融监管总局宣布，近期一段时间，中国已经推出了50多项金融对外开放的措施，取消了银行保险机构的外资股份比例限制，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机构100%的股权，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目前已经完全清零，等等。

凡此种种，都是对海内外所谓“中国改革结束”论、“中国闭关锁国”论的有力回应。本期【问诊2024中国经济】，我们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聚焦改革开放进行时，为高质量发展破题。

1月16日晚餐时间，在上海虹口区一家西餐厅，观察者网对话了刚刚在附近上完课的张军教授。我们谈及改革开放45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热播剧《繁花》，以及当下中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同于45年前的改革开放新挑战时，如何破局。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解放了思想，也就解放了生产力

观察者网：当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折时期，似乎内忧外患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回头去看中国过去四十五年走过的路，可能更加不容易。您一直以来对改革开放的进程高度关注，也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书籍。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哪些改革，或者什么样的瞬间让您觉得“好悬”，“还好我们走对了，选对了”？

张军：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中国就是抓住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简单地说，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百废待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然后又复出。他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很务实的领导人。邓小平反复讲的一些话现在大家觉得耳熟能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人敢那么说。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再比如，“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等等。

在此之前，对所有新生事物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把姓社姓资看得比吃饭还重要。我在《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以下简称“《改变中国》”）中讲到地方农业制度变革时提到一个细节，1980年安徽第一书记万里即将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夕，有位农口的老干部要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的事，与万里有过一段争论。农口的老领导认为包产到户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回答说，“我要群众！”

所以，在这种所谓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超越了姓资姓社的先验问题，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邓小平的最大贡献就是扫清了我们的思想障碍，解放了思想，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正因为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走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

中国当时面对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处在比较封闭的状态，跟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往来，更没有投资，无法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帮助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而在国内搞计划经济，限制了市场交易行为，也压制了底层的活力和创造力。

邓小平为什么觉得向发达国家对外开放那么重要？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高层掀起了出国潮。邓小平去了日本和新马泰，这些地方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改变中国》中也特别写到，邓小平到新加坡后，李光耀向邓小平介绍了外商投资对新加坡的好处。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资源，1960年代独立的时候贫穷不堪，为什么就能够发展起来？很重要的就是开放市场、利用外资，利用外国的技术，也就是善于借用外力来发展自己。

这就有了后来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以及后来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1982年，特区成立三年，成就斐然。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批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30年后，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并投机倒把，这是倒退，等等。

经济特区的起点：深圳蛇口工业区

后来小平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就去南方调研，调研下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党中央很快就决定再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7年，为了解决外汇短缺，国务院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政策思路，向中央建议，决定扩大开放的范围，140个市、县纳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并决定在这些地区大力吸引外资，搞合资企业，让外资带着技术带着资本进来，鼓励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加工产业。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来历。

虽然1980年深圳特区就成立了，并且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在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省份展开，但直到1988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来之后，特别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开放政策才有更大的突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才开始北上，涵盖整个东部沿海，就不仅只有广东福建了，长三角地区和渤海湾地区也融入开放大潮了。

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政策创新主体的角色

《观察者网》：通常我们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最近大热的电视剧《繁花》也对浦东开发开放不久的1993-1994年上海浓墨重彩，大家从这部剧里看到了1990年代先富起来的一批中国人的拼劲，也看到了陆家嘴建设中的东方明珠。浦东的开发开放意义重大，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意义在哪里？

张军：意义我想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样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为什么说地方是政策创新的策源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始终扮演了政策创新主体的角色，这是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的产物。为了经济发展，地方要面对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不得不设法去突破原来的体制约束和政策瓶颈。

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见证者——外滩27号。图为中山东一路27号上海外贸大楼原址近貌

讲到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必须要回到1990年。从1988-1994连续七个春节，邓小平是在上海过的。1990年他在上海过年的时候，就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谈到浦东开发开放的问题。

透过人民网发布的一篇《揭秘：邓小平如何力排众议扶持“黑马”朱镕基》，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中一些细节。当时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但是由于江泽民同志不久前由上海市委书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了避嫌，不敢上报。

于是，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他对中央的领导说，“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