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部门间的结构扭曲是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但如果结构的扭曲不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调整或再平衡，那么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制造业的投资就会收缩，把维持增长的总需求拉下来，而国内需求因为结构扭曲而无法释放，难以弥补外需消失遭受的打击，因而经济往往在受到外部冲击或外部金融危机中遭遇大幅度放缓，甚至演变成永久的停滞。

张军在演讲中显示了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的增长曲线。日本上世纪70年代经历过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的打击，出现高增长时期的第一次降速。不过，更严重的是1990年前后的那一次。那次降速很厉害，经济基本上就不增长，导致日本已经没有可能再收敛到美国的水平。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降速。

韩国的情况稍微有点不同，但是也基本上遵循类似的逻辑。韩国的第一次降速出现在1980年代，第二次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也就是1990年代后期。1990年代后期韩国基本上进入到一个低速的增长。

张军教授说，今天韩国的增长率已经很低了，大概只有1%、2%。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以后，韩国增长率几乎是0，2009年是1.3%。之后尽管它努力恢复，现在的增长依然低于2008年以前。

既然如此，中国怎么做？

张军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当然应吸取日韩的经验和教训，过去我们谈它们的经验比较多，但现在特别要关注它们的教训。

其中避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长期维持严重的部门结构不平衡，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中国比韩国、日本具有更大的国内潜在的需求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中国要做的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尽量避免过于把增长的源泉集中在少数部门，这就需要不断去克服结构矛盾的加深和扭曲的持久化。

任何一个国家，结构改革对于增长的持续都至关重要，但结构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涉及到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约束，政府受到的牵制和阻力比较大，不容易推行。

但中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在进行结构改革方面是更容易形成共识的。

张军认为，从中长期来讲，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化是减轻外部冲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外部冲击是很难避免的，过去20年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可能不下千次，所以外部冲击是个常态。所以，要思考，在经济体量变大时，经济有没有应对外部冲击的一种缓冲机制，以此避免因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一蹶不振，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问答环节，与林毅夫一样，在当前应对经济下行和通缩压力时，张军坚信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只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能从2015年的9.8%上升几个百分点，今年6.5%-7%的增长目标并不难实现。

一说到投资，投资的回报问题自然是大家的关注。张军教授认为，当前在增加投资方面，要吸取2008年四万亿的教训。政府要设法激活来自企业和民间的投资需求。这一方面要货币宽松，不断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该可以发挥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减税减负。

至于投资领域，过去的投资长期以来只着重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搞制造业一枝独秀，张军呼吁：为什么不投资服务业呢？现在应该强调福利投资的多元化，特别要投资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部门也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实现扩张和升级， 在养老服务业、医疗服务业、农业等等内部需求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加大投资，不会恶化中国的投资回报。

会后答问环节，张军教授还回答了印度服务业很发达，为什么还要发展制造业？一线城市房地产上涨，二三线城市在政策鼓励之下可能上涨，究竟该不该担心等等热点问题。（翻页请看点评及答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