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大学和媒体的表现更猖獗的了。我只是温和地提醒吉尔·拜登不要装模作样地自称博士，而米卡·布热津斯基（Mika Brzesinski）在电视节目中称我“狭隘”，是“精英主义者”，是“厌女者”，她的伙伴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补充了一个词：“三连中”。

我的批评意见是，任何不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就不要使用博士称号了，这让我想起研究约翰逊的学者唐纳德·格林（Donald J. Greene）反对人们在提及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时称他为约翰逊博士，因为他是在其编撰的《英语大辞典》出版后才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格林觉得，这会倾向于将此人描述为一个哗众取宠、性情乖戾之人，但他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今，如果不是医生或不从事治疗疾病的工作却自称博士，这通常来说是一种滑稽的矫揉做作，我看不出这样的说法怎么就有了性别歧视的嫌疑。

至于吉尔·拜登的教育博士学位，获得这个学位的很多人主要是学校管理者。正如尼古拉斯·克莱尔蒙特（Nicholas Clairmont）在网络杂志《平板》（Tablet）上所说，“教育博士学位有90年左右的历史，它作为一个概念没有办法与正宗的博士学位相提并论。它不是焊接工艺证书，但与比较文学相比，更接近焊接工艺证书，即它是职业证书，拥有该证书的人能让教师或管理者增加三分之一工资。这是职业培训证书而不是致力于增加人类知识的学术探索工程。”

克莱尔蒙特补充说，“吉尔·拜登不是盗窃医生光环的博士，她是盗窃博士光环的职业学院学生。”

教育院系在任何一所大学也不代表思想的高峰。1997年，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干脆解散了1895年约翰·杜威（John Dewey）创办的教育系，理由是质量太差。这些院系讲授的东西通常是社会学、政治学、传统智慧以及手头碰巧拥有的东西的大杂烩。（我没有阅读过吉尔·拜登的博士论文，但如果想大致了解对其质量的攻击，请参阅凯利·斯密斯（Kyle Smith）的《解释吉尔·拜登的垃圾博士论文》，2020年12月17日刊于《国家评论》）。

我在上大学时选修过一门教育学课程，认为如果我当作家的愿望无法实现的话，教师证书或许能轻松搞定。

据说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研究先驱者之一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如果听到学生给出了驴唇不对马嘴的答案后，他会回应说：“这甚至连错误都谈不上。”我选修的教育学课程甚至连无聊都谈不上。

我阅读过一些文章，作者们主张，当今许多公立学校的问题很大部分要归咎于当今教育院系的课程。无论如何，教育博士学位远非毫无争议的学术成就，甚至不是人们希望拿来炫耀和卖弄的学位。

有些给我发仇恨电邮的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攻击同样自称博士的右翼煽动者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我没有攻击他是因为他还不够格，请让我在此说明，我认为他自称博士是有点儿滑稽可笑和装腔作势。

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攻击自称博士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教务长、美国第66任国务卿——译注）或者亨利·基辛格。

就我所知，赖斯并没有自称博士，她有严肃的学问和良好的判断力无需做这样的事。有人告诉我，亨利·基辛格在进入政界时希望别人称他为博士，主要是避免那个要命的教授头衔。当有人称我为教授时，偶尔我的确仍然在当教授，通常会说我更喜欢的称号是先生，“教授”往往是你对在妓院弹钢琴者的称呼。（“弹琴吧，教授。”）

不是医生却在名字前面使用博士称号，是带有浓厚条顿民族色彩的做法。据说学界人士常常自称博士的做法来源于德国。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是，一艘装满了德国犹太人的船在以色列海法港口靠岸，在船只卸货之前，甲板上有人高喊“博士”，作为回应，所有旅客一下子都冲过来答应，结果导致船翻沉没了。

在美国，学界人士喜欢自称博士不仅仅是希望占医生的光。我有一个熟人是人类学博士，总是在打电话预订餐厅座位时报上名字“纽曼博士”，希望能获得更好的餐桌或者因为这个称号而得到更多尊重。

女演员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在电视上说吉尔·拜登是“了不起的博士”，认为她将成为很好的外科医生。已经有人写信告诉我，在看到我的评论文章之前，还一直认为吉尔·拜登是医生呢。

对于吉尔·拜登来说，这真是“XX样的队友”，图片来源：Fox报道截图

经常听到令人伤心的笑话，在预订机票时带有博士头衔的学者，万一飞机上有人心脏病发作时，会被呼叫前来帮助救治。

最后，不在医疗领域工作的人自称带有医生荣耀的博士称号，就像在自己名字前加上表达贵族意味的前缀“冯”，这是带有势利眼的、非美国的色彩。

因为我的评论而引发的所有喧哗，难道仅仅是指出吉尔·拜登炫耀其博士学位，或开玩笑地称她“老兄”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吗？是否涉及其他东西呢？毕竟，我的评论的真正主题是当今美国大学这种令人悲哀的状况，有些人甚至可能说是衰败。其实，高等教育的衰败（除了科学和工程之外）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2002年，我出版过一本书谈论势利这个话题，其中我注意到人们或自己的孩子上什么大学已经变成美国当今势利的主要来源。这本书的一章标题是“儿子在塔夫茨（Tufts，美国顶尖研究型私立大学，波士顿五大名校之一——译注），女儿穿塔夫绸（Taffeta，高档舞会礼服面料——译注）”。我认为，大学就像设计师的服装，已经更多成为一种品牌标志，根本无关教育质量问题，哈佛就是高等教育界的阿玛尼，耶鲁就是克里斯汀·迪奥，普林斯顿就是菲拉格慕。就像这些价格昂贵得离谱和并非那么高雅的奢华服装，所谓的名牌大学也未必都能提供可称道的教育。

自从2002年起，当今政治渗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课课程之后，连同政治正确新加的没有任何幽默感、令人神经紧张的严苛氛围，局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恶劣了。

很多写信恶毒咒骂我，或在社交媒体上或传统媒体上对我的评论文章横加指责和攻击的人，是否实际上是因为我指出了当今美国大学的堕落而恼羞成怒呢？

是否因为我对高等教育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学学位的贬值——无论是普通学位还是荣誉学位，才让他们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呢？我甚至只是描述了部分情况，但就可能比被称作“老兄”更让他们火大千倍，因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赖以存在的基础瞬间崩塌了。因为嘲弄大学的现状，他们是否觉得我在攻击其人生根基呢？

里诺（R.R. Reno）在《第一要务》上谈及我的评论文章时，击中了要害。他写到：“爱泼斯坦应该注意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博士证书是精英们缺乏能够赢得尊重的真才实学和高贵灵魂时用来包装自己的廉价手机。难怪他们要感到恼火。”

这表明了我那篇800多字的评论为何成为扔进阶级战争的修辞手榴弹，对于那些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才好不容易把博士学位搞到手的人来说，教育学位赋予他们的地位就像早年的贵族身份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他们活在自己的社会地位里，人生的其他方面则相当空洞。但我的话冲撞了这种地位，也就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尼古拉斯·克莱尔蒙特写道：“我并不相信爱泼斯坦文章的嘲弄对象是女性，而是文凭主义——这是当今人们不能触碰的马蜂窝。天哪，你怎么敢惹那些人生气呢？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就挂在墙壁上的框子里呢。”

本来应该很有教养的那些人，却成为这个国家里最粗俗、心理最脆弱、最容易精神崩溃的群体之一，这实在令人感到无比的悲哀。不过，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吧，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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