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

10年前应北大经济期刊的邀请，我、韦森、张军、张曙光曾经各自写过一篇评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章。10年过去了，新结构经济学有什么进展，是我自己非常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

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

当初在《经济学季刊》曾经刊登过罗德里克、斯蒂格利茨等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其中罗德里克对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是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比如制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等跟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罗德里克认为，把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罗德里克说的还是很准确的。

新结构经济学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一个是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另外一个概念是有为政府。它实际上是把这两个概念，也就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的精髓，和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的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思想，力图结合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努力方向。

林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产业升级过程，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经济增长理论是不涉及产业的，只有资本，包括人均资本或资本的装备程度，它没有产业之分。而新结构经济学要考虑产业，这实际上就将结构问题包含其中了。

林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要点之一是，在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给定时点上，要建立在特定要素禀赋状态的基础上，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市场结构将会给出必要的信号引导先驱或者先导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产业升级。

但是由于存在市场扭曲，国家应该介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纠正这种扭曲，使企业得以实现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产业升级。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上反映了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大体认同林教授的这些观点。

同时根据我们最近10年的经验，还想补充一点：即便没有市场扭曲，市场选择也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这点也很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西方受到所谓正统教育的人，应该对这点有充分的认识。经过这几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和明确的认识。

正在建设中的房地产楼盘 @视觉中国

市场必须有，市场应该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起决定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并不是一切，国家必须发挥它的作用。当然必须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无效政府或昏庸政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反而是在给市场捣乱，它干预得越深，越破坏市场运作，根本就谈不上纠正无效市场。所以说，在中国，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应该继续发挥必须发挥的作用。

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也有阐述，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告诉你应该具体生产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怎么生产，生产多少。这些生产决策一般而言只能由市场决定。但就产业发展而言——刚才我说的是产品市场的情况，情况要复杂很多。

比如斯蒂格利茨就讲过，国家无须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发展方式。如果韩国让市场自行运作，就无法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今天可能成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仍然会是穷国，这是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那么我们追溯一下历史，1791年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比如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是成熟产业，比如棉纺织业在美国是新生产业，在英国是成熟产业，希望两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条件下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所以汉密尔顿主张必要的贸易保护。

那么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他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的政策，不让后来者登顶的政策，因而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自己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所以李斯特认为光是市场决定还是不行的，国家应该推行必要的保护措施。

不仅如此，李斯特还认为伴随这些必要措施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这是咱们都不谈的事情，他当时是谈的。他认为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很重要，可见李斯特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的，他同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个全球主义者，认为对英国好的就一定对世界好。

那么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力参与国际分工是不够的，参与国际分工应该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那么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什么？

第一，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发展能力、发展潜力。

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也依然能够登顶。比如没有钢铁、机械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韩国在早期确实重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甚至生产假发成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产品，但是它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发展重工业。韩国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韩国的经济学家说当时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所以这样一些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做经济决策的时候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第二，在发展产业时必须要注意国家安全。

因为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能源、粮食、国防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建立的，这跟比较优势和不比较优势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些事情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做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把比较力和一个国家为了它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保护的特定产业的发展的一种必要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市场竞争和政府必要的干预结合起来，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的，这样一种方向，我是完全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