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采取更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前面Barry Eichengreen的发言当中谈到，美国现在不是很担心他们的政府财政问题，因为美国现在的利率水平比较低。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用太担心杠杆率，特别是对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日本的经验也是一样的。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大藏省官员告诉我说，日本的政府债券杠杆率是92%，超过了欧盟设定的60%标准，必须对财政进行重建。为此，他们执行了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消费税）的政策。但是，结果如何呢？1998年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现在日本国债占GDP的比例是250%，没人谈论财政危机，相反，日本政府还在增加财政支持。但是为什么没有财政危机呢？因为它的利率水平是零。中国应该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学到点什么。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担心政府的债务率或者企业的债务率。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两难的状况，需要做选择。无论怎么选都是会有利有弊，只能是“两恶取其轻”。如果问我，我毫不犹豫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

在什么情况下不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呢？通货膨胀。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威胁是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最新的CPI只有0.5%；PPI一年多来一直都是负的，而且自2012年以来就负过很长时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采取更为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速度更高一些呢？

很多人认为，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是4%-5%，甚至不到4%，因此，我们不能够让中国的实际增长率高于它的增长潜力。我完全不相信任何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连可靠的基本数据都没有，怎么可能准确计算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回顾一下80年代、90年代早期IMF和世界银行对中国长期增长速度的预测，哪个预测是准确的？日本当年在制定《经济倍增计划》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未来充满未知因素，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但是，我们能够判断当前有无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判定当前存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没有通胀的明显迹象，我们就不必犹豫，就应该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要轻言退出，发现明显通胀压力之后，再退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迟。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一直是十分成功的。

房价过高怎么办？办法很多：房产公开、房产税、物业费、遗产税、纪律检查等等手段都可以考虑。但现在不应该使用货币政策来解决房价的高低、涨跌问题。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主要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能是配合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也不是什么奇怪现象，欧盟国家和美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强调央行独立性，现在则应该强调财政部和央行的协调与合作。按道理，结构性目标应该是由财政政策实现的。资金分配不是央行所能做的事情。货币政策只能在从宽与从紧之间进行选择，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完全正确，但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精准滴灌”。中国国债收益率明显高于美国等国而且呈上升态势。我以为，央行有必要降低利息率。与此同时，降低利息率还可以抑制短期资本流入，避免人民币的过度升值。

拜登公布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截图来自CNBC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问题，我们应该考虑“预期自我实现”和所谓的“磁滞”现象。我的观点是：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只要存在通缩压力，只要存在剩余产能，我们就应该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争取获得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如果先入为主的认定中国经济已经进入5%或4%的阶段，并根据这种判断制定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就可能真的只能实现5%或4%的增速了。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如果经济真的长期在较低速度上运行，就会出现“磁滞”现象。工人失业一周、数周，重新工作不难，失业一年、数年，就无法重新就业了。研究团队一旦解散再想聚拢就很困难了。经济增速长期处于4%-5%的水平，以后想把经济增速提上去就十分困难了。

我们现在谈的是宏观调控，谈的是短期问题。如果是有效需求不足，为了避免产能利用率不足、失业，我们就需要刺激有效需求。如果是有效需求过度，为了避免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我们就需要抑制有效需求。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同时，我们还要同时推进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很难区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如果一定要区分，那么，两侧的改革和调整都要进行。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是中长期问题，宏观调控是短期问题，不应该把它们混为一谈。中国既要进行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也要进行宏观调控，这三件事完全可以齐头并进。

上周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六年当中，中国政府一直在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现在提出来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虽然我不知道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希望在下一阶段，在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我们能够更多的关注需求管理，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

【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先生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