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本质上来看，无论是19世纪的英帝国、还是20世纪初的“共荣联邦”亦或1940年代之后的“自由国际主义”，都是同一个资产阶级世界帝国的不同外衣。但是，在全球霸权的具体实践上，这种秩序理想依托的霸权中心随着二战的发展，从英国最终转移到了美国。并且，在此过程中，一个19世纪不惮于用“帝国”来作为骄傲自称的全球霸权秩序，随着二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而不得不将自身隐藏在一套更加精细、更具“普遍性”的制度设计之中。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帝国”重新变为对敌人的蔑称，而“帝国主义”则悄然躲藏在了这套精细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设计背后。

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旧帝国霸权的衰落让不少人相信，帝国时代业已终结。然而，反观这段历史，越来越多人也开始发现，现实更像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帝国”中心在进行着转移，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隐藏在一系列干涉行动、代理人战争、经济援助、贸易协定背后。随着20世纪末，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旧殖民资本主义帝国形式上的彻底瓦解，完成了中心转移的霸权开始迅速露出了它的獠牙。对英国而言，盎格鲁-美利坚的“特殊关系”又站到了前台，作为精神桥梁，更是作为呼吸机，把垂死英国的生命搭在了美国霸权的机体之上。

1999年，就在科索沃危机的当口，当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Chicago）上的讲话中，通过颂扬自由干涉主义、美国全球领导权，再次将“英美特殊关系”推到了历史前台，并将其描绘为全球谋求“民主与人权”斗争的锚点。

而对美国来说，二战之后那些遮遮掩掩用来掩盖美国全球霸权的国际制度设计，随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敌人”的解体而变成了累赘。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们开始鼓吹一个以“全球化”为名的变革。改革联合国、谋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银行、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获取更大主导地位等等，都是这一“全球化”包含的诉求。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智囊们，也开始以“新现实主义”为名，强调一个霸权中心世界秩序的必然性。此时，美国出现的霸权中心秩序观，更乐意描绘权力间合作维持既有秩序的可能性；强调世界和平秩序必须由霸权或几个霸权、甚至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达成。

一个霸权衰落而空出的位置，必然会由另一个霸权来替代。而霸权交替则必然会伴随着战争。虽然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者们用“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这个术语替代了充满负面含义的“霸权”，但毫无疑问这种“和平”几乎就是19世纪欧洲“权力平衡”结构的翻版。和平可以暂时存在于几个强权国家之间，而在更大世界范围内，则全然延续着19世纪强权国家宰制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秩序。而且，在这种霸权平衡的和平秩序中，美国毫无疑问通过其强大军事实力、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及对市场的操纵能力扮演着“体系中的霸权”角色。而“英美特殊关系”以及以此为中心向G7国家的扩展，则成了这种国际合作机制必不可少的装点。

2008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这种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秩序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同时，在自由干涉主义名义下，美国在南联盟、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欧亚非大陆各个角落进行的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也逐渐将美国推上了一条英帝国霸权晚期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在二战后既有国际体系内的坚强崛起，也更让美国对自己一手构建、本以用来隐藏帝国的全球机制产生了强烈不满。因此，中国也成为霸权者维护全球野心过程中，寻找到的一个新的、但却截然不同的敌人。

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便通过退群、破坏国际规则等手段，开始试图重新架设一个稳定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作为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搭便车”者，英国也在这一“英美特殊关系”的奇怪关系中越走越远。2016年的退欧，虽然显得有些出人意料，但也不失为这种捆绑关系的合理结果。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双方进入11个月的过渡期；并于该年底，英欧领导人签署脱欧贸易协议。资料图来自AP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欧洲重新回到了战争恐慌之下。战争就像是欧洲的痼疾，在资本主义全球霸权野心的驱逐下，每隔数十年，便重回大地。英国面对战争的积极拱火态度，也更充分地展现出对这个已经衰落的霸权中心国家而言，“英美特殊关系”是它续命的神药。经由“英美特殊关系”这一种族中心的桥梁，在大西洋彼岸的亚欧大陆的最西端，放下一个“同种同源”、包含“兄弟”情谊的同盟，也是美国为自身霸权续命，维持对欧亚战略影响的必要手段。这种由霸权本身发展而决定的关系，会因历史局势的变迁而在台前幕后不断出入，但却永远不会消失。

与之相比，2022年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辞职，仅仅是一场保守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之后无论是哪位候选人接替首相职位，都不会对既有的局面形成任何有意义的影响。更不会对中英关系的现有形势，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霸权的特点在于它永远需要一个敌人。在与敌人的竞争过程中，霸权完成其自身理论普遍性的自我确证。正如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说到的，霸权关系“不是你压到我，就是我压倒你”。而恰是这种霸权竞争，为霸权本身“设置了对立面”。在这份讲稿的官方英文译稿中，“对立面”被恰如其分地翻译为“antithesis”。的确，霸权本身包含了自身的反题。而这个反题，就是“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个解放，不仅包含了形式上的政治独立，更重要的是在平等互助与独立自主原则下，完成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解放，从帝国主义的霸权秩序中脱离出来，走出一条属于亚非拉、属于被压迫者真正的自主、互助、平等道路。

霸权的反题是解放，这反应了毛泽东于1970年代形成的“第三世界”认识。在1970年6月19日接见索马里代表团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并提出，“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可以看到，无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平衡的秩序观，本质上都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在强权宰制之下“讲平等、讲自由”。而就不同意图谋求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讲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毛泽东这种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走大国沙文主义道路的秩序观，到了1974年2月会见卡翁达时，更具体地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三个世界”表述。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接见卡翁达。

1970年代的中、美、苏“大三角”叙事，与今天美国学界与媒体不断尝试强加于我们的“中美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等叙事异曲同工，无外乎是霸权中心主义对反霸权实践的话语规训。而从第三世界出发，平等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它与合作相互并存，包含了谋求发展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也传递了经济与文化独立的诉求，同时还强调了谋求国际之间实质民主秩序的重要意义。

这一系列在第三世界、在全体被霸权压迫的国家与人民自主反抗进程中展现的诉求与认识，可以用“解放”来概括。这便是对第三世界主权平等观的准确说明。用万隆会议的表述就是，人民的解放就是经济、文化与政治的系统性“去殖民”。霸权力量与霸权格局的消亡，才是人真正自由的到来，也是这种解放的最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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