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严重分配不公，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间也得到了集中体现。遭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国家，恰恰是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为积极的国家。在英美两个患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里，由于政府大量出卖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推行各种社会服务领域的私有化，削减政府影响等新自由主义措施，使得今天的英美政府在疫情面前几乎无能为力。在第一波疫情中大量死亡的养老院老人，则更是最早被制度抛弃的一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受难者。

而由于随后的长期封城政策，公立与私立学校学生在受教育质量上的鸿沟又进一步拉大。解封复学之后，英美国家公立学校学生由于长期未能得到正规课堂教学，教育投入进一步缩减等诸多因素，导致不少学生复学之后学业成绩出现大幅退步。相比之下，私立学校的学生，则由于父母家庭教育文化资源丰富，学校师生比例小，教育投入高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学业成绩表现、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并未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阶层差距，在多种结构性的影响下，在几代人中间不断传递。

今天，如何完成工业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国民经济能力、消除贫困、改善医疗与教育条件等一系列现代性任务至今还远未完成。然而，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叙述，却将这种未完成状况，视为诸多“内在因素”导致的结果。那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的盲目确信，却由于种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局限，从未真正得到过彻底反思。

“以人民为中心”

回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我们发现，上世纪80年代这场对“现代化”认识的变革，彻底剥离了“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定语，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左右了我们衡量经济建设、制度改革、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稍加梳理，便会发现谋求“现代化”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主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提法，打破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帝国霸权对“现代化”的垄断。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初，政协全国委员会便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强调，中国人民一致努力奋斗的目的，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图片来源：人民网）

达到这一目的的阶段性手段，除了包括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以及“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之外，还包括了对全体人民发展的关注。这其中包括“培养建设人才”，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这个表述实际上基本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以及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方法。即，这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任务，是需要在国家的组织下，对全体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进步的双重解放。

在1955年一次面向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又对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做了进一步阐述。他强调，通往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是需要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国家繁荣富强的目的，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美好的日子”。因此，这种现代化任务的任务与手段，均是“为人民服务”。

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建设图景，与谋求平等的全球秩序理想之间相互无法分离。从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便明确，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维护一个和平国际环境的任务息息相关。这种全球秩序理想表现为中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

实际上，中国面向第三世界的外交，反映了新中国对推动二战后国际秩序民主化进程，反对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的霸权主义，提倡国际间平等合作新秩序，缩小国家间社会与经济发展差距的努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对国际间平等秩序的追求，中国的第三世界外交从一开始便明确，其目的是要改变“殖民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要求发展“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寻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完全独立”。这是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4月19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讲话中明确做出的表态，也成为之后新中国第三世界外交的基本精神。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资料图）

通过亚非团结运动，新中国很快将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平等与发展观扩展到了国际关系层面。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诸如生产自救、社会各部门互助协作以及争取革命战争中的文化领导权等，在1949年之后很快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交往时的基本指导精神。

很快，一种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践上、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一争取“平等发展”与“互相尊重”的斗争过程中，“第三世界”认同才逐渐成型。也只有在“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之后，弱小国家在冷战时期美苏霸权竞争这一现实政治的角力场中，才能真正做到抗衡霸权。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亚非各国的援助工作中，也能充分看到这种独立自主、互相尊重、深入群众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也包含了对打破霸权主义文化垄断的意志。在中国面向亚非拉世界的交往中，非传统外交，特别是文化、宗教、体育交流，以及经济合作互助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万隆会议上也得到了与会各国的充分认同。在万隆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强调，亚非国家间合作的前提，是因为殖民主义在其附属地压制了“人民研究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基本权利”，进而妨碍了“本地区的文化进步，并阻碍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合作”。因此，亚非国家的真正解放，不仅仅需要完成政治的独立，更需要完成文化的解放。

这便需要被压迫者之间互助式的“文化合作”。这种合作能够促使被压迫人民发现并发展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基本人权”，也具有促进前殖民“附属地人民”“个性的发展”的价值。同时，这种对民族文化的伸张并不抱有“排外或者同其他国家集团及其他文明和文化相敌对的观念”。相反，更希望在“更大的世界合作的范围内”继续发展亚非之间的文化合作。

很快，万隆会议中提出的文化合作号召便在1957年于开罗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得到了具体的回应。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有关文化合作的决议，涉及互设奖学金、语言教学、文学翻译、文化艺术交流、教科书编写、设立亚洲问题研究的国际大学、扫盲、电影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工作。这也使得亚非人民团结运动成为了谋求政治平等、经济自主权、以及文化主体性的解放运动。

可以说，中国的第三世界外交，及其大力参与推动的亚非独立团结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提出以平等为基础与目标的国际和平秩序。它尝试推动以生产而非消费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它从国际主义互助与平等发展的角度，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历史经验中，重新界定了现代化以及独立自主观。从第三世界历史经验内部，重新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并梳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关于“平等”、“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等观念的内涵。这是万隆时代为二战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供的重要精神、历史以及理论资源。

的确，就像塔迪奇在发言中所说，“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已经过时。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然而，我们也许并不需要像塔迪奇说的那样，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新的语词去描述这种实践。我们也许需要做的，是重新将视野放到实践中，放到被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遮蔽的历史中，放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并描绘一个真正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与全球秩序话语。用这种话语，来描绘并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团结的、繁荣的、没有霸权的、平等的、人民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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