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抗压力下，欧洲君主国在16世纪末开启了他们向更大规模的现代复合制国家的转变进程。同时，这也往往伴随着欧洲国家从松散的领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组建帝国的野心。在这个过程中，领土的私有化是处理不同民族、团体之间矛盾的主要方式。在这种理想型的“民族国家”中，领土归属于一个具有“共同出身”的共同体。从欧洲的经验来看，混居被非历史性地视为一种旧帝国的遗产。而在不同民族混居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则需要遵从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逻辑。即只有他们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时，冲突才能得到化解，民族群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才能得以重建”。可悲的是，这一逻辑也可以顺势推导出种族清洗的解决思路。

相比精英文化中兴起的“黄祸”论而言，来自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恐慌感更为真切。1905年2月的英国，在一次自由党竞选活动中，六个打扮成中国人样子的白人演员，在各大选区乘车游行，车上的海报上故意用蹩脚的英文，模仿中国人说英语的口音写着：“你们英国人在南非打仗，灰常好！中国人去那里工作——真的灰常好！”在大车后面，还有两名英国工人打扮的白人跟随，手里拿着广告牌，上书：“战争之后，不要英国人，欢迎中国人”。这个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的宣传策略，在普通工人中显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除了依靠种族主义调动中下层民众情绪进行宣传之外，自由党在精英媒体上则采取了一幅截然不同的道德主义立场。他们仿佛站在了同情华工的立场上，批判保守党推动的雇佣华工政策是一种“新奴隶”制。然而，当自由党获得了1906年大选的胜利，赢取了大量工人与城市中小业主的选票，取代保守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他们却基本延续了保守党的华工政策。在后来有媒体问及将华工比作“新奴隶”的问题时，当时的自由党首相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却支支吾吾，再三被追问后才表示，之前的说法可能“有点过激”。

在今天的西方媒体中，中国人的形象依旧非常负面

无论是奴隶贸易还是契约劳工，自由主义者总能在“自由”神话背后，隐藏剥削有色人种劳动力的辩护词。在19世纪正式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帝国主义的种族不平等观也开始进一步衍生了合理化阶级不平等的内容。同时，种族观也从一种精英阶层的帝国理由，逐渐与帝国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生了联系。

19世纪中期英国本土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自由贸易政策也促进了商品在英帝国网络中的流动。1851年5月至10月于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便是帝国向其臣民展现自身强大与繁荣景象的一次盛大表演。然而，这种“维多利亚中期繁荣”景象背后，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以及实际收入的停滞甚至减少。在这种条件下，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序世界观开始变得越发复杂。资本主义环境下的阶级秩序很快也加入进来，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精英们观察世界的透镜。种族观开始逐渐被阶级化，大多数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慢慢也成为了白人种族内部的野蛮人。

就在1851年万国博览会举行的同年，伦敦记者、出版商亨利·梅修表示，英国社会内部社会、生活习俗的差异，会导致白人内部产生类似于种族分化一样的器质性变化。例如，他就将英国“种族”中的乞丐、流浪汉，类比为非洲“种族”中的霍屯督人，称其为“流浪部族”。诸如“吉姆·克劳”（JimCrow），“约翰·中国佬”（JohnChinaman），“比利·巴劳”（BillyBarlow）等许多具有强烈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意味的通俗文化形象，也正是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涌现。这类形象通常面容丑陋、身形矮小、表情滑稽、衣衫褴褛且具有明显的阶级或种族特色。

西方丑化的中国人形象——“约翰·中国佬”

“吉米·克劳”最初是一个逃跑黑奴的形象。由涂黑脸的半人扮演，他衣衫褴褛，口齿不清。“比利·巴劳”则是一个白人流浪汉，从衣着和外貌上看，他表现的应当是一个居无定所的退伍兵，他的红鼻头应当意味着有长期酗酒的恶习。两人作为丑角，经常一起出现在伦敦的街头表演中。“约翰·中国佬”的形象则是一个梳着辫子的中国男性。在各类杂志的漫画中，随着时间的不同，他可以是被欧洲白人揪着辫子鞭打的中国士兵，也可以是前往美国“偷取”白人劳工工作的中国劳工。他们与代表文明与帝国中心的那些衣着光鲜、容貌端庄、举止得体的白人精英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列宁便敏锐地注意到，种族主义是最容易为工人群众接受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话语还极容易为帝国主义政府所利用，作为转移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手段，通过“煽起民族仇恨”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并用文明使命的借口，进行对外战争，不但将本国“人民变成奴隶”，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

列宁所预见的情况，在同时期的欧洲工业国家、英帝国及其白人殖民地早已普遍出现。排外与种族主义恰恰是工人政党与工会组织，抨击执政党，谋求部门利益最常用的政治鼓动工具。同样，即便在今天欧美世界出现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种族主义就像是议会党的隐疾，一旦条件合适，便能够席卷意识形态光谱的左右两端。

汉娜·阿仑特将种族主义视为“国家官僚制度”而非资本主义的恶。而萨米尔·阿明则向我们揭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然而，透过奴隶与契约劳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种族主义内部对不同人种、不同阶级的精细区分。实际上，作为帝国主义霸权秩序的一部分，种族主义与霸权的世界体系密不可分。它不但保障了帝国主义暴力机器的运转，也创造了能够将世界特定地区、特定人群锁定在压迫链条的底端，确保另一个极少数的群体能够稳定获利的基本结构。

正由于此，种族主义既不是官僚制度的产物，也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它恰恰是资本主义霸权秩序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种族主义也便成为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这里出发，纪念死于美国的弗洛伊德，便能与那些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华工，与20世纪的革命，与第三世界的反抗，与今天谋求独立自主的我们，发生了最深刻的联系。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