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今天是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

如果再有人记得的话，5月似乎总与美国种族主义历史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2020年5月4日，澳大利亚《周六电讯》报头版煞有介事地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内容声称他们获得了一份15页的“五眼联盟”秘密档案，揭露了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然而，这份所谓的秘密档案全部由各种媒体的二手、三手信息拼凑而成。

《周六电讯》刊登这篇种族主义宣传通稿的那一天，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上颇具特殊意义。1992年5月4日，洛杉矶爆发的那场美国20世纪历史上最大一次种族骚乱，在国民警卫队的镇压下终于慢慢平息。这场动乱的起因是因为一为名叫罗德尼·金的黑人青年，在因超速被警察截停之后，遭到4名警察的殴打。警察用高压电棍和金属警棍猛击金的头部、身体共56次。金倒地之后，还遭到了警察的猛踢。

洛杉矶罗德尼·金案

和弗洛伊德案类似，整个过程被附近居民拍摄成了81秒的录像。之后这段录像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媒体中广泛播出。这一事件引发了强烈民愤，四名警察也被控“使用武力过当”。然而，在4月29日的审判中，四名警察被无罪释放。这引起了非裔与拉丁裔的强烈不满，随后暴动开始。暴动共导致6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多达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再将时间拨到2020年5月2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又习惯性地喊了一句“中国病毒”。就在前一天，美国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使馆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向澳政府传达美国国务院针对当月4日《周六电讯》报道的意见。会议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强势推动“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这个谎言。据一名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称，美国国务院在澳政府与媒体中大量散发这份所谓的15页秘密档案。这个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谎言，在美国外宣机器的全力推动下，很快便充斥了全球媒体。

与此同时，2020年5月25日，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总人数，仅登记在册的就已经达到10万。然而，许多州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解封，鼓励人们出行消费。

就在这一天，还有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美国黑人因为“无法呼吸”而死。与那些被新冠杀死的人不同，46岁的弗洛伊德没有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统计数据，他的家人最后也收到了一笔政府支付的赔偿金。然而，很快他的名字也将同所有患新冠而死的普通美国人一样，被庞大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吞噬，被媒体遗忘。

路人拍下弗洛伊德被跪杀视频，引爆全美的反种族主义抗议由此发端

霸权的国家机器用了不到一年，将弗洛伊德的死从公众视野中抹去。就在弗洛伊德死后一年，因为新冠而死的美国人已经接近60万。

然而，随着杀死弗洛伊德的警察被定罪，一种麻醉剂一般的胜利情绪又开始在西方媒体中蔓延。仿佛针对几个警察的判决与一笔付给弗洛伊德家人的美金，就可以消解杀死弗洛伊德的恶；仿佛随着拜登的当选，那个曾经将种族主义者特朗普推上权力巅峰的国家机器就得到了救赎。过去一年中，因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黑命贵”、“去殖民”抗议，在轰轰烈烈了几周之后，也在霸权帝国的文化城堡中销声匿迹。

然而，种族主义从不会因为几句口号、几个判决、几份个人赔偿就消失。相反，种族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力量，始终都在发挥着关键作用。种族给出了自由的限度，最大限度地锁定了殖民主与被殖民者、帝国中心与边缘、资产者与劳动的基本区隔。

让我们再穿越到18世纪末美国建国前夕。1776年5月，北卡罗来纳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军队。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起草了一份被称为《独立宣言》的文件，其基本理念之后也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础。《宣言》第二部分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述后来广为人知。

然而，正像奥威尔在《动物农庄》中讽刺的那样，《独立宣言》中声张的平等止步于一条肤色线。那些“造物主”赋予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明显遗忘了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那些不服管教的“奴隶”，甚至还被视为是受英国国王利用的工具，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白人殖民者实践他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

霍华德·泽恩在他的名著《美国人民的历史》中，这样描述《独立宣言》的真正内涵：它是一群从英国殖民体系中崛起的、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升阶层”发起的社会动员。其目的是需要“征召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150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

由欧洲扩张而形成的帝国主义霸权秩序，最初以肤色来划分不同人群在这条压迫链条中的位置。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们，将肤色与经济决定论结合起来，将扩张美化为推动经济发展，改造“野蛮”的有色人种成为“文明人”的唯一途径。在1584年10月6日呈交给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表示，向“西印度”扩张，增强非洲奴隶贸易不仅能够“传播新教福音”，也能够通过“增强亚非欧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为英格兰人提供工作。

作为沃尔特·莱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殖民美洲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哈克卢伊特着眼于为英帝国寻找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新教信仰。在他笔下，新教信仰不但能够弥合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三国之间裂痕，增强与爱尔兰殖民地的联系，更能成为帝国的理由，在海外对抗西班牙主导的天主教地区对新教徒的压迫。

哈克卢伊特这个表述，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英格兰、联合王国，与英帝国三者间的秩序关系，也首次将海外殖民扩张与“英格兰人”的福祉联系了起来，明确将海外扩张视为在欧洲国家竞争中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

哈克卢伊特不是唯一一个用传播福音、促进商业发展来为帝国霸权扩张进行辩护的人。在他之后，几乎所有形形色色的帝国辩护者们都沿用了与哈克卢伊特差不多的逻辑。19世纪中期，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等所有与英帝国有历史联系的白人定居殖民地，都出现了所谓建设“白人的国家”，谋求一定程度“自治”的呼声。

然而，所有白人殖民地在它们扩张的进程中，也都同样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实际困难。从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作为商品被买卖的奴隶工是解决劳动力短缺，且不影响建设“白人的国家”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些奴隶不但不具有公民权，甚至在“白人的国家”中也不被视为真正的“人”。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富裕的白人奴隶主“拥有”；他们的劳动力被无休止地剥削；他们被当做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耗品，可以被抵押，可以被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