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种族主义建立起的资本原始积累极为“有效”。以美国为例，1790年，南部每年可产1000吨棉花。到1860年，这个数字己达100万吨。在同一时期，奴隶也由5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在一份记录某个美国南部种植园奴工死亡率的小册子上，冰冷的数字展现了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从1850年至1855年间，该种植园死亡的32人中，只有4人活到60岁，4人活到50岁，有7人在40多岁时就死了，有7人在20或30岁时就死了，还有9人死时不满5岁。

就在《独立宣言》签订后的100多年，1882年5月6日，美国的《排华法案》正式生效。这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法案通过监禁、驱逐等方式，限制华人矿工入境美国，并剥夺了大量19世纪中期自愿或被贩卖至美国的华工的美国国籍。实际上，在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中，契约劳工基本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奴隶工的延续。随着19世纪后半叶废奴进程的推进，契约劳工开始大规模出现，替代奴隶工，成为资本主义新的系统剥削对象。

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资料图）

这些劳工基本全为有色人种，他们大多数被送往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白人定居殖民地，补充铁路建设与矿山开采等劳动力密集产业对“非技术劳力”的巨大需求。此外，包括南美、海峡殖民地、东南亚等依靠种植园经济发展的经济殖民地，也接纳了大量的契约劳工，以补充因废奴之后产生的劳动力缺口。

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印度、中国。在这其中，来自中国这类半殖民地的劳工更受欢迎。因为随着19世纪国籍制度的完善，欧美殖民帝国全球网络内部的流动加强，以及欧美国家民主政治的扩大，从帝国之外半殖民地来的劳工，可以在合同期结束后被合法地遣返回原籍，这也就免除了有色人种劳工在合同期满后，继续留在当地，成为移民，从事手工业、服务业等其他工作，与“白人国家”的居民产生经济竞争关系。

美国的《排华法案》为之后“白人国家”输入雇佣劳工的政策提供了蓝本。20世纪初，布尔战争之后，南非开始着手大规模输入华工，补充金矿劳动力时，便在合同中严格规定华工合同期间的雇主，工作性质，甚至活动范围。而雇主则能够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随意增加契约劳工的工作量。在合同期满之后，所有契约劳工一律遣返原籍。同时，殖民地的立法者还有意识地同雇主合作，确保有色人种劳工工资不得高于英国本土白人“无技术劳工”的最低工资，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安抚本土白人工人，减少因白人劳方不满而对资方在帝国本土与殖民地形成的政治威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是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等级制世界观。

在“排华”出现的时代，英美人道主义者开始关心针对黑人奴隶的种族暴力问题。对奴隶制度“不道德”的批判也在同时大量兴起。而针对华人劳工的歧视与剥削，却因为华工是“自由”进入美国，“自由”签订合约的原因，而成为被道德容许的恶行。

1901年6月19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上刊登了艾米丽·霍布豪斯（EmilyHobhouse）从南非战场上发回的一系列报道，将英国为关押布尔人“发明”的集中营带到了英国与整个西方读者的视野中。这种白人之间的暴力极大地触动了欧洲民众的神经。作为殖民者后裔的布尔人，许多在民族上都与德国、荷兰、法国存在互相认同，更大大加强了欧洲大陆列强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对英国的反感。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为布尔人设立的集中营很快被关闭，公众对此的注意力不久也随之消散。

在集中营中的布尔人妇女儿童（维基百科）

没有人注意到，就在集中营被关闭后不久，1904年南非德班城外的雅各布集中营又悄悄恢复运行。此时，它已经成为华工抵达南非后，前往矿山劳工营之前的临时安置点。他们一般会在这里被关押三天，接受进一步登记与健康检查。一切手续完备后，便会被装在闷罐列车中，运往各个矿山，继续在严格看管的劳工营中生活。这些安排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华工与南非社会的隔绝。整个过程就像是30多年后，纳粹德国“处理”犹太人一般，严谨、冷酷、非人。

作为被道德容许的种族主义，对“黄种人”的歧视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甚至成为大众政治文化的常见内容。就在英国公众“发现”南非集中营暴行之前不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趁机扩张至清朝下辖的东地区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了大量中国平民，吞并了海兰泡，并夺得了江东六十四屯的实际主权。

然而，帝国主义在欧洲之外半殖民地的暴行，似乎并未真正进入欧洲人道主义者与政治左翼的视野。相反，帝国主义者对沙俄在中国的行动则格外关心。英国议会针对沙俄在中国的扩张进行了数场讨论。一个认识是，俄国向中国扩张会威胁到“欧洲协调”体系确立的和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占领全中国，进而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实际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让欧洲帝国主义者仿佛看到了“黄种人”对“白种人”世界霸权稳定的军事威胁。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欧美的报刊开始重视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当时西方政治精英普遍担忧，由于日本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因此，如果日本对中国建立起保护关系的话，那就可能产生一种黄种人的共同利益，且这种利益将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黄祸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据德皇威廉二世自称，“黄祸”一词是他的发明，是他1895年创作的一幅漫画的题目。

很快，“黄祸”便在欧洲的贵族与政治家中间广泛流传。基督教福音派的教士们更将“黄祸”的出现，视为一种宗教启示录般的事件。中国、印度、日本与韩国象征着《圣经》中的“东方的王”。黄色东方的“觉醒”将对西方的海洋与陆上霸权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因此西方必须时刻准备应对挑战。在20世纪的历史巨大变局中，黄种对白种，东方对西方，异教对基督教，野蛮对文明，这种福音派的二元论世界观很快席卷了大众媒体，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形式。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作为“红祸”也加入其中，反复左右着西方公共舆论与外交话语。

在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想象中，对于外敌入侵、人口增长、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影响自身“生存空间”的忧虑，对新兴力量“崛起”的恐慌始终是关键主题。因而，从经济学和生物学角度出发构建起的命定论思想，也牢固地支撑起帝国主义军事扩张与经济政治霸权思想。这种命定论既促生了确证本阶级、本民族霸权地位必然性的各种帝国辩护，促生了阻止本国殖民属地、甚至形式上独立的亚非拉海外国家等半殖民地实现工业化的思想；也促生了悲观的、反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的论述。从欧洲内部各个“领土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到“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敌意，再到对欧洲之外新兴美国的怀疑，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恐慌感上的帝国辩护，其所构建的敌人始终在随着政治现实的需求与经济格局的动荡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