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怡和洋行这类占据市场份额巨大的“自由商人”来说，这一局面起初看来并不乐观。渣甸最初的应对方式是鼓励中国大行商与茶叶收购商对抗。到了1836年年底，在马地臣的建议下，开始与茶叶收购商直接合作。截止1837年，怡和洋行从中国茶叶收购商手中直接购买的茶叶额就达到了272万8千121.25西班牙银元。

19世纪以来崛起的“自由商人”与国家之间维持着一种松散的关系。他们资本积累的活动大多数并不局限在特定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许多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特别是巴麦尊勋爵为保障英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而推行的“炮舰外交”则很大程度上是这群海外英国“自由商人”影响的结果。

在1839年因鸦片贸易而起的冲突之前，英国自由商人们已经尝到了巴麦尊“炮舰外交”带来的甜头。1838年签订的《英土条约》便是通过英国政府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条约形式为英国“自由商人”在海外谋取特权的典型案例。

《英土条约》废除了奥斯曼政府用立法来削减原材料出口，以满足奥斯曼国内需求的政策。该条约有效地解除了奥斯曼政府对当地消费者和工商业的保护，废除了奥斯曼政府对出口的垄断权力，并且容许英国商人进入奥斯曼境内任何地方进行直接采购。该条约甚至还免除了英国商人所缴纳的许多税款。同时通过最惠国条约，这种超国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被同样赋予了奥斯曼境内其他的西方国家商人。

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也面临着与奥斯曼相似的境遇。“自由商人”们在终结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之后，开始不遗余力地试图绕过中国政府对贸易的“垄断”，并试图从政策上改变中国对外贸的监管模式。同时，对于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来说，“自由商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绕过监管，对抗大商行的机会，他们对本土市场的了解甚至给予他们以一定程度上的议价权。

从终结东印度公司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权开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一个由贸易活动编织起的全球性资本网络逐渐形成了影响行政、立法、市场价格等多方面要素的能力。如果说1833年《特许状法案》的颁布还是“自由商人”们通过议会政治，对本身所属的主权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的结果，那么随后1839年开始围绕鸦片贸易的一系列争端，则充分体现了这一全球性网络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嵌入性”关系，并也开始呈现出如列宁所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点。

1839年10月1日，巴麦尊又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商人”的请愿书。带头签署请愿书的是约翰·奥贝·史密斯。史密斯是奇切斯特与米德赫斯特区的议员，也是一名“自由商人”，“迈克尼卡，史密斯公司”（Magniac, Smith & Co.）的合伙人。这家位于伦敦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名为赫林华斯·迈克尼卡。迈克尼卡的生意“几乎主要是在中国……贩卖鸦片”。

该公司最初由迈克尼卡的父亲，法国加尔文教徒弗朗西斯·迈克尼卡和苏格兰鸦片商人贝勒兄弟合伙，于1814年前后创立，创立时公司名为“贝勒，迈克尼卡公司”。

18世纪末期在广东附近活动的英国商人们发现，如果加入其它欧洲国家国籍，并担任领事职务，就可以不但绕开东印度公司的监管与垄断，也能钻清政府政策的空子，免于一年一度被清政府强制离境的麻烦。

老丹尼尔·贝勒和托马斯·贝勒就先后在经营“贝勒，迈克尼卡公司”时兼任普鲁士驻广东领事。托马斯·贝勒退休之后，将其普鲁士领事的职务交给赫林华斯·迈克尼卡的哥哥查尔斯·迈克尼卡。而在担任领事职务的同时，迈克尼卡兄弟也继承了他们父亲的生意，主要从事鸦片贸易。

1825年，渣甸从迈克尼卡兄弟手中接管了生意。1827年，渣甸将公司与马地臣的公司合并，同时渣甸接任马地臣，担任丹麦驻广州领事。赫林华斯·迈克尼卡退休回到英国之后，与约翰·奥贝·史密斯合伙成立了“迈克尼卡，史密斯公司”，主要从事金融服务，并专门代理怡和洋行相关事务。

1830年代中期，公司协助怡和洋行渡过了几次严重的财政危机。渣甸回到英国之后，该公司又改名为“迈克尼卡，渣甸公司”，但史密斯和他的表兄托马斯·查尔斯·史密斯直至1847年仍作为合伙人留在该公司。

1839年史密斯参与给巴麦尊写的一系列请愿书共有100余个公司与个人联署，勾勒出了一个连通广东与伦敦、利物浦的庞大贸易与金融网络。更让我们能够窥探到一个跨越国境，由鸦片贸易商、金融服务商与政治代理人之间，在19世纪中期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透过议会政治而建立起的“深层政府”的运行模式。

这封请愿书将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商务总监义律。请愿者的主要目的是指责义律办事不利，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中国政府近期来“破坏自由贸易”的举动。实际上，作为代表英国政府的商务总监，义律与他的前任律劳卑一样，始终扮演着“自由商人”保护伞的作用，并试图代表国家直接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然而，中国方面，自律劳卑上任以来便始终坚持“天朝命官，从不经理贸易细事”的原则，强调贸易相关事宜必须通过行商处理。

英国方面显然对这种安排表示不满。一则小细节非常能说明问题。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1839年5月10日），中国方面发布公告，宣布所有参与鸦片买卖的外国人均会处以死罪，并要求参与贩卖鸦片的外国人离境。这份布告在当月一日便通过行商送达义律。但是，义律表示，来函并非官方形式，因此拒收。

虽然名义上，义律此举显得是出于外交礼节的考量，但是实际上，这与英国“自由商人”一直以来希望绕开行商，直接进行贸易的商业野心不谋而合。

而在此之前，1839年3月27日，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向外国商人发出声明，以交出鸦片为恢复正常贸易的条件，义律还是决定出面，向所有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发表公告，“代表英国女王陛下政府”，要求“目前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的利益，立即把属于他们所有的全部鸦片或在他们管理下的英国鸦片交给我”。此举便已经将禁毒这一中国政府的内政，转变为一场国家之间的外交事件。至此，一场由鸦片引起的英国对华贸易战争便拉开了序幕。

英国政府内，巴麦尊最为积极支持武力干涉。根据巴麦尊与渣甸之间的通信来看，1839年1月，就在渣甸准备退休回国，林则徐前往广州赴任前夕，渣甸便就中国贸易事宜与巴麦尊开始通信。两人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1840年。信中，渣甸建议，英国政府应当动用军事力量，控制至少一个中国岛屿，用来帮助英国商人进行贸易活动。

渣甸，图片来源：wiki

他还在这个思路基础上，为巴麦尊提供了与中国政府和谈的思路，即中国政府如果需要禁止鸦片贸易，则需给英国商人提供自由贸易的岛屿，且准许英商在华进行“自由贸易”。这些条件在后来的《南京条约》中都得到了实现。

1839年8月，巴麦尊命令时任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派遣载炮28门的皇家海军“窝拉疑”号前往九洲洋进行干涉。与此同时，来自英国自由商人集团一面在中国的英文媒体上积极造势，指责中国政府禁烟之举实质是破坏自由贸易；一面向英国政府施压。加上巴麦尊所坚定实行的炮舰外交政策，因此，到了1840年6月，事态也迅速升级，英国从印度派遣军队，抵达广州海面。

在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大规模派兵之前，游说英国政府的商人们一直坚持将他们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与尊严相捆绑。他们强调，贩卖鸦片是一个“需要另行讨论”的问题。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提醒女王政府”，“对华贸易”对英国的“商业与制造业利益”具有“极端重要性”，也影响了“全英帝国人的个人福祉”。因此，鉴于对华贸易的重要性，“自由商人”们强烈建议英国政府“尽快实施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