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印度公司时代，所有对华贸易问题都由东印度公司全权与中国十三行商处理。这也是中国政府较为熟悉也长期认可的对外贸易模式。当时的对华茶叶贸易模式是：东印度公司根据英国及欧洲市场需求变化，在每年年初向中国行商预订当年的采购量。中国行商则根据这一预订额再向中间商购买。同时，行商还向茶叶中间商预付一定数额的茶款，中间商则将这笔款部分支付给茶农，用以支付茶农种植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开销。这笔款项对茶叶生产至关重要。行商用来预支给茶叶中间收购商的款项一般是他们以12%的利率向驻广州的外国代理商借入。

然而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被剥离，“自由商人”大批介入。新来的商人们对原有的这种贸易模式极为不满，并尝试绕开十三行，直接与茶叶中间商进行交易。为了处理这一情况，英国政府设立了这一总监职位，一方面监管在华“自由商人”，更主要的则是承担起领事与外交职能，协助英国在华“自由商人”与中国方面谈判并调停争端。

这一职务从其设置伊始就极大地受制于“自由商人”。第一任商务总监第九代纳皮尔勋爵律劳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自由商人”，尝试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试图绕开十三行商进行茶叶贸易。

同时，相比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在“自由商人”贸易开始之后，政府几乎很难做到对来源繁多的商船进行监管。因此，无论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在英国政府的指示下，商务总监都并未严格执行对在华英国自由商人的监管职能。而更多的是调用政府资源，帮助英商打击海盗、走私、与中国政府谈判。

换句话说，这一“商务总监”的设立无疑能够让“自由商人”们将双边贸易中的风险与维护贸易区域安全的职能全部推给英国政府，而将贸易的巨额利润据为己有。

由东印度公司前职员威廉·渣甸与詹姆士·马地臣1832年创办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是1833年后崛起的“自由商人”中最为重要的一员。1833年之后，怡和洋行迅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对英茶叶贸易的龙头。其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在商业方面的成功，也体现在其强大的关系网络以及在此网络上建立起来的对政治及外交的影响。

律劳卑在广东的活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乃至于听命于怡和洋行的幕后指示。其影响力还通过类似于麦克维卡这类新兴代理商延伸到英国议会。

与东印度公司一样，怡和洋行这类“自由商人”设立的贸易公司也需通过在英国的代理商销售其货品。麦克维卡最初从事的便是这类代理商生意。

在19世纪的洲际贸易活动中，供货商、贸易商以及分销商形成了一个复杂且微妙的关系网络。三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货品价格、销售网络、以及货品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三者中间，诸如怡和洋行这类在东亚、南亚、北非、北美、南美等地活动的贸易商受到的关注最多。它们掌握着大量资本、运输船队以及收购网络。

但是，由于其地处英帝国网络的“边陲”，所以需要仰赖在伦敦与英国本土其他主要城市的分销商来帮助他们销售货品、订购最新商船。这类有影响的分销商还协助海外贸易商对英国政府商业、税务及殖民地政策等问题施加影响。同时，在进行纺织品买卖时，这些在英国本土的分销商还承担采购商的业务，向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地的纺织厂主收购布匹，提供给海外贸易商，运送到世界各地销售。也正是这批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成为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在下议院中迅速崛起的一股新势力。

参与签署1839年请愿书的商人绝大多数来自棉纺织业。对华贸易是他们重要的出口对象，也是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核心经济来源。19世纪上半叶，英国棉纺织业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大陆与美国厂商的压力。来自这些国家的棉纺织品正在挤压英国产品的传统市场。这也迫使英国厂商开始迫切地扩大市场、寻找出路。

在1830年前后游历过新加坡、孟买、槟城和广东之后，麦克维卡注意到，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他最初从事棉织品贸易的合作伙伴是怡和洋行。从渣甸与麦克维卡的通信中可以看到，渣甸经常性地还为麦克维卡提供何种棉织品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信息。麦克维卡也会使用怡和洋行在广州的合作伙伴兴泰行作为货品在中国的分销商。19世纪30年代中期，麦克维卡在中国市场已经有将近四十万英镑的投资，这些投资均由渣甸协助其管理。

但是，麦克维卡很快就与怡和洋行之间产生了芥蒂。他一方面认为怡和洋行故意延缓给他传递市场信息，另一方面也抱怨怡和洋行有时会拖欠其货款。1838年，马克维卡终于决定自己在广州成立贸易行。利用互相的采购与分销网络进行全球贸易，是这类新兴“自由商人”们非常常见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也不仅局限于同一国籍的商人之间，不同国家商行的合作，以及“自由商人”在不同国家的贸易活动中间相互抽利乃至人员流动，都非常常见。

随着大量自由商人的介入，中国行商的活动也发生了变化。1834年4月23日，渣甸在广东给在伦敦的托马斯·卫丁去信，提及4月24日将会有三艘货船从广东出发，装载着茶叶，驶向格拉斯哥、霍尔和利物浦。这是1833年法案后第一笔由东印度公司以外的英商合法交易的茶叶。所载的茶叶则主要是东印度公司采购的功夫茶。如果没有1833年法案的话，这批茶叶则会在1834年11月离港。也就是说，这批茶叶的供货商主要来自华人行商。

然而，随着“自由商人”全面接管茶叶贸易，中国行商的地位也很快遭到打击。对中国政府而言，华人行商的重要职能是为洋商提供担保，也是清朝“以商治夷”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英国“自由商人”则更乐意与茶叶收购商打交道，甩开大行商代理，并压低差价。由于大量“自由商人”介入，吸引了茶叶收购商直接与之交易，大行商无茶可收。

而面对突然增加的英国“自由商人”的需求，原本受到大行商限制的中国茶叶收购商也开始选择进行“自由”贸易，违反清政府规定，直接与英国收购商接触，并抬高茶价。多方挤压的结果便造成了1835、1836年茶价激增，大行商面临破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