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思想体系当中大体有两类对“世界政府”的设想，一种来自康德，即世界政府由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个人组成。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ius cosmopoliticum，即“世界公民（Erdbürger）之法”的设想。康德认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必须体现的是每一个理性人的公共意志。它只能建立在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supra-national）局限的公民社会基础上。

另一种设想来自康德同时代的边沁。与康德不同，边沁将罗马法基础上的“万民法（ius gentium）”发展为了“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这也是英语世界中首次出现的对international一词的学术应用。在此之前，国际法的概念一直被等同于罗马法中的“万民法”，其在英语中的表述为Law of nations（诸国之法）。两者之间的核心差别在于，Law of Nations可以被视为是诸国之法的总和，而international law则表达了一个诸国均要遵循的公共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沁实际上也回应了一个卢梭式的问题，即共同体中创造“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边沁跟康德在实质上是有共通的，只是边沁完全不否认Nation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Cosmopolitanism和Internationalism的一个最根本的差异，或者是在西方思想史当中的一个核心差异。

但是，仅仅关注帝国的法理叙事并不能让我们窥探到帝国的真正逻辑。毕竟作为一种政治现实的帝国及其秩序是建立在一系列帝国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因而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门类的“帝国史”则为我们理解帝国普遍主义叙事逻辑的形成及其变迁提供了一个绝佳窗口。

帝国史在英国形成于19世纪晚期。1880年，苏格兰商人唐纳德·麦克法兰（Sir Donald Horne Macfarlane）在大选中成功当选为议会议员。在他当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提出了“不列颠治世”这一概念。在此之后不就，1881-1882年间，约翰·罗伯特·希里（John RobertSeeley）在剑桥开始了一系列讲座，最后1883年,这些讲座结集出版，题为《英格兰的扩张》。

这本书一般便被作为英国帝国史的开山之作。希里在书中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体量如此微小的英格兰可以统治世界？书中认为英帝国史就是人类全部的历史。希里强调，英帝国覆盖所有人类文明所及之地，并且至今为止，我们都看不到英帝国有任何衰落的迹象。

Seeley的讲座发表于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对他说来，人类历史就是英帝国历史。至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讲世界史要从英国史开始讲起，这实际上是基本的一个帝国史的脉络。帝国史的预设就是它是一个世界的整体历史，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

然而，这一“不列颠治世”仅仅持续了三十多年，便被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即便是“解放耶路撒冷”这样的“光荣”时刻也无法拯救英国世界霸权的衰亡。但是，这一世界帝国的普遍主义话语却从未在西方消亡。在《英格兰的扩张》出版之后大约100年之后，同样的历史终结论与乐观主义再次出现。那便是福山为美国全球帝国的胜利写下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不列颠治世”的世界帝国幻想，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标志着“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幻想的开始。

1941年，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刊载了主编亨利·鲁斯（Henry Luce）写的一篇题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社论。此时的美国尚未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鲁斯则希望通过此文在美国中上层民众心中推动支持参战的情绪。文中提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是二十世纪美国的敌人。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带有强烈基督教福音主义信仰的鲁斯强调，孤立主义非但危害美国，甚至是一种“不美国”（unamerican）的精神。目前美国所处的时代召唤美国拥抱国际主义。同时，这种国际主义理想非常符合基督教精神。

在这一逻辑基础上，鲁斯提出，宣扬“孤立主义”的共和党已经丧失了它的道德基础（morality）。在当代政治论述中，道德很少被提及。但是，在鲁斯对美国世纪的赞颂中，道德再一次被提出，并与国际主义精神相联系。国际主义被视为一种国家的道德责任。鲁斯所提出的国际主义具有强烈的美国中心色彩。他将其成为“美国国际主义”（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这一似乎自相矛盾的命名恰恰体现了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世界观。美国世纪所体现的世界秩序延续了“罗马治世”（Pax Romana）与“不列颠治世”的帝国主义理想。美国也随之成为二十世纪天然的新霸主。建立“美利坚治世”相应也就成为美国的道德责任。这一整套帝国叙事成为了“美国国际主义”与“美国世纪”世界想象最根本的内核。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在西方帝国主义视角下构想出的世界秩序及其历史逻辑。

在西方中心视角下，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经典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故事。世界秩序的形成就是一个争霸的过程，在这个争霸过程当中，弱者始终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受现代化强者的恩惠，而被一同带入到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巅峰。贫穷与落后被视为一种疾病。正如19世纪末期欧洲描述土耳其为“西亚病夫”一样，20世纪初的中国也被称为“东亚病夫”。而摆脱这种“病夫”状态则只能向西方学习彻底改头换面。

在这种逻辑的末端，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秩序的强弱对比不会改变，变得只是不同国家占据强者位置的可能。换句话说，这种世界秩序想象的未来就像是鲁迅所描绘的“墙头变幻大王旗”。平等在这个图景中不占据任何位置。

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在今天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提法中发现。这种变了形的“中国威胁论”似乎已经开始设想“中国治世”（Pax Sinica）下的世界图景。并且坚信美国霸权的衰弱就必然意味着一个中国霸权的兴起。而世界和平的可能仅仅存在于霸权者之间的共谋与妥协。然而，这种想象是否是一种极端局限的世界观的产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