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会圈定一些定点的商家名单，其目的是希望商家也让利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好，会造成新的不公。有财力参与消费券活动的一般都是财大气粗的商家，他们其实是乘机沾了国家的便宜。如果能够对消费券的使用不加限制，消费者可以买任何东西，反而可以对那些濒临破产的小微企业起到扶持作用。

消费券还可以给予一个使用期间，就明确告诉老百姓，比如半年之内必须花掉。

很多人总是担心一给老百姓发福利，他们可能就储蓄了。我认为还是忽略了当前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新消费趋势，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借钱消费，校园贷就是这么流行起来的。

通过投资拉动经济，我们过去搞得很成功，但从中央政府批钱到立项，再到建成运营，需要一个过程。地方政府拿到中央给的钱之后，还得到市场上去借钱，如果启动不了，就会面临一堆负债，投资的效果不会马上显现。而且投资还受制于市场预期的下降。

另外，为什么政府更愿意去搞投资，而不是发钱给老百姓消费？我们换个角度思考，造高铁最终目的是为了老百姓出行更方便，这其实就是一种公共用品消费的升级，那么发钱给老百姓直接消费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的思维定势问题，因为我们埋头苦干70多年投资搞建设的思维很难转过来。

疫情爆发以来，各个地方发放了各种名目的消费券，但力度还是太小了。比如一个省发放了4亿元的消费券，听起来数目不小，但其实只占这个省GDP的万分之一，对经济不会有太大影响。

当然，很多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消费券可能也是咬着牙在发。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下决心，发一笔专门的消费国债，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我们国家还从来没发过消费国债，2020年发过抗疫国债，但不是用在扩大消费上的。

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 中国要理性应对

观察者网：我们再来聊聊国际大循环。您的新书《经济的常识》里面多次探讨“警惕鼓吹中美脱钩背后的利益企图”。过去三年，中美关系跌入冰点，脱钩论此起彼伏，但是您一直还比较乐观。从前一阵子习总书记和拜登的会面传递的信息，以及德国总理访华等一系列动作看，可能跟您的预计颇有吻合。2023年，您认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有好转吗？

姚洋：“警惕鼓吹中美脱钩背后的利益企图”，这句话是我在2020年中国疫情刚爆发之时讲的。那时候，有很多人觉得一些西方国家要跟中国脱钩，那我们也要做好脱钩的准备。那时候美国已经启动了在高科技领域和中国的竞争。国内就有一批人开始说，我们要自力更生，搞自主技术，特别是要研发高端的芯片。当时我就认为，要警惕这背后有利益集团。

回头来看，我的预判对了。2022年夏天，国家查处“芯片大基金”涉嫌腐败案件，牵扯到了高级别的官员。我们都崇敬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也是人，这意味着他们也有为自己利益呐喊的动机。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为了自主创新，为了“中国芯”努力的人就是坏人。

“脱钩论”是一个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越说就越会成为现实。

我们跟美国的知识界有很多交流，我们中国的学者会说，你们美国人玩不起，看到中国科技强大了，就卡我们脖子。他们回应说，你别光指责我们，是你们中国人要和我们脱钩。

我们在高调宣传自主创新的时候，美国就认为，中国要搞自主技术，想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就是想跟我们脱钩。这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吸引制造业回流。反过来，中国也会更加强化自己的认识，觉得美国人就是想置我们于死地。这是一个矛盾互相加深的过程。

观察者网：所以您提到不要过分夸大美国的技术封锁？您还提到美国在高科技如芯片行业的封锁，我们有杀手锏，为什么？

姚洋：是的。过分夸大美国的技术封锁，随之而来的是更加高调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有外溢效应的。其实，我们很多领域都在搞进口替代，这是个正常的过程，即使我们不去喊，我们国家的技术在发展，都会发生进口替代。比如我们的上海微电子在芯片设备，还有平头哥半导体在软件设计领域都在做自主研发，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去高调地说。

中美科技脱钩对全世界都不利，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对我们的封锁，步步紧逼，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了。

台积电的CEO张忠谋说，全球化已死。现在台积电已经将全球核心工厂搬去美国，即便是美国掌握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与工艺，企业生产了一大堆芯片，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芯片行业是靠销量赢得竞争的。如果销量达不到一定规模，创新就极其艰难。

美国现在要求美国企业给中国芯片断供，那等于是断了自己企业的财路。中国科技企业当然要受损。

今年8月份开始，拜登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14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现在美国在讨论，这个封杀的范围是否要再扩大到40纳米或者更低端一些的80纳米。如果美国人真要对80纳米以下芯片制造行业下手，就是意味着美国想要把中国的整个芯片行业给彻底击垮。但是如果美国真这么干，我坚信我们在中低端芯片的制造，完全可以自己干出来，那美国封锁中国的希望就落空了。

那我们如何应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我觉得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自由贸易和互利共融，要争取其他国家比如日本、欧洲站在我们这一边，让他们离不开我们。

中国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在行动上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我们拥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欢迎全球各地的企业都来中国投资；我们研发技术也是，不是关起门来，而是让所有的国家都来参与，让他们谁都离不开我们。那美国最后想孤立中国还得费点劲。

其实中国这几年在美国的技术封锁上表现得很有耐心，没有还手，但是美国人欺人太甚。如果他们继续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比如说要求80纳米以下的芯片生产设备全部向中国禁售，那我们退无可退了。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反击，我们也有杀手锏，比如我们就可以禁止向美国出口稀土。

但是，处理中美科技战，我认为中国应该主动争取更好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环境。二战之后的美苏两霸，两国的军事竞赛将整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都拖入了对抗。后来到了70年代，双方都觉得这样下去会两败俱伤，于是他们就开始坐下来谈，建立了一些规则，开启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我想，当年美苏争霸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最后都能坐下来谈。中美关系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即使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还是想要跟中国合作的。所以中美之间有坐下来谈判的空间的。

那么中美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能不能理性地来谈一谈，高科技领域应该怎么竞争。比如美方不能禁止美国企业出售民用产品给中国；中国的芯片产业政策补贴，可以对中国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等等。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新景气周期就要到来 调控应慎行

观察者网：在《经济的常识》里有一段2021年的演讲，您说，中国经济新的景气周期就要到来，并提了几个原因，其中包括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调整已经到位等。您还坚持这个看法吗？

姚洋：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太低了。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还在5.5%，那么未来几年，如果是政策不出现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

主要原因就是，自从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下滑，中国经济在经历结构调整。

2016年，中国经济曾经出现过小阳春，但短暂的经济复苏并没有持续下去，然后就是三年疫情。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低位运行。

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有低谷就会有上升。疫情期间，虽然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了，但是也为新的企业腾出了空间。只要中国经济开始复苏，比如明年能够出现积极向好的局势，我觉得接下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就不会太低，甚至高出潜在增长速度也是完全可能的。

疫情防控放开之后，我估计到1月底最迟2月份，各地疫情可能就结束了。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会有较明显的复苏，全年达到5.5-6%的增长。

按照我们203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那么这15年间，我们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4.7%。但这并不容易达到。

即便是2023-2024年，中国经济达到7%的增速，2020-2024这5年的平均增长率还不到5.5%。

观察者网：今年以来，您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哪些韧性表现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眼前难关，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

姚洋：过去十年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转型升级成为主流；企业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注重研发和创新已经成为主流。我国在中等技术领域已经进入世界第一阵营，在部分高科技领域也进入世界第一阵营，一些领域还引领世界，如新能源汽车领域。这些都是我国经济韧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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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您对中国经济比较乐观。那么明年中国经济要开创新的局面，进入新的景气周期，我们需要注意的风险因素是什么？

姚洋：我比较担心的还是政策的波动。政府看到经济稍微过热，房地产起来了，又开始宏观调控，其他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担心。

我估计2023年我们的通胀目标还会定在3%。我认为3%就太低了，我们能不能容忍通胀率达到5%？这样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中国政府可以容忍经济稍微过热，因为经济过冷了这么多年了。当经济景气周期处在上升阶段，应该多观察一段时间，不要轻易出台紧缩政策进行调控，重复2021年对房地产、网络平台的整顿覆辙，造成对市场信心经济预期的打击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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