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壮派经济学家中，姚洋是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从互联网到课堂，他频有“惊人之语”。

或者嘲笑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伯南克，将金融危机原因怪罪于中国储蓄过多是“地主家的儿子理论”；又或者挑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忽视了资本和其他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又或者在疫情三年里，长期呼吁政府发钱给消费者，以此作为主要扩内需手段以刺激经济。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圈，这样的声音并不多。

2022年12月3日，姚洋等六位经济学家发起《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共提出了7条关键建议。不知是否巧合，没过多久，疫情防控的新十条发布，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顶层意见出台。14日，作为中长期任务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发布，1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着力扩大内需又成为2023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首。六位经济学家的多条意见被包含其中。

在防控政策放开、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新开局之时，如何理解中央高层的战略选择？中国将如何应对疫情和重振经济的双重挑战？扩大内需什么办法更有效？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科技封锁？观察者网近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

扩大内需要跟共同富裕战略对接

观察者网：12月初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2012年，中国曾经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在这之前，1990年代末，扩大内需的讨论也非常多。相比较之下，目前中国提出扩大内需的背景，以及扩大内需战略的意义有何不同？

姚洋：把扩大内需规划作为一个长期战略，说明了大家意识到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时间内的重要增长引擎。

规划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提出了消费和投资规模再上台阶，建立完整内需体系等目标，也提出了很多扩大内需的办法，特别是有关提升教育服务质量中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的说法，是对前一段走过头的教育培训行业政策的一次修正。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我觉得这很重要，说明我们意识到教育领域存在很大的消费需求，单一的公办教育没法满足老百姓对教育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所以教育支出是一项很大的消费支出。中国服务贸易常年都是赤字状态，服务贸易里头最大项恐怕就是教育，因为我们购买了大量国外的教育服务。可见高质量的教育在中国还是稀缺资源。

说实在的，国外的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这就给了国内的民办教育很大的发展空间，就是要想怎么鼓励他们发展起来，做优做大做强。

1990年代，中国经济速度高达14.2%，后来宏观调控，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落入低谷，出口出现下滑。2008年以后同样碰到了外需的下滑。所以那时候扩大内需的讨论非常多，那时候人们认为扩大内需是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手段。

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内需促消费，可以将其看作一个疫情困境之下的应急措施，但是《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则是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将扩大内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观察者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讨论最多的是，中国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到了头。那么此次《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是不是与1980年代提出出口导向战略有着一样的转折意义？

姚洋：我觉得如果真能执行，可能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扩需求促消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提升消费质量，而不是一味的强调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

过去10多年我们的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们不能让消费占GDP的比例上升太快。因为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比例上升太快，意味着储蓄率下滑，储蓄率持续下滑就会影响投资增速。我们国家还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储蓄率到2035年，无论如何不应该低于35%，现在是45%。

我们过去70年的发展，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艰苦奋斗的思维逻辑。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我们勒紧裤腰带搞原始积累，生活那么穷，我们的储蓄率还非常高，积累率曾高达到三分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不再强制性储蓄了，但是因为我们处于发展的追赶阶段，而且经济又以出口为导向，所以财富急剧集中，这样也造成了很高的储蓄率。我们的剩余劳动力又多，工资就涨不上去。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跟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相比偏低。

但是2012年之后，我们开始扩大内需，其实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工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到服务业就业了，不像以前主要是去工厂就业。因为服务业对老百姓的收入回报要高得多，制造业的劳动力也大量外流到了服务业。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收入占比上来了，消费占比自然也就上来了。我们正走在一条从艰苦奋斗到可以适度享受的发展阶段。所以扩内需战略规划从提高消费质量来看，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就是要消费升级，这可能比单纯增加消费占GDP的比例更有意义。

而在2012年的时候，包括1990年代末，我们还是在从发展的角度和结构转型的角度来想问题。我们外需受到了冲击，那怎么办？我们只好靠扩大内需，本质上还是一个GDP增长、提高人均GDP的概念。但现在我们更多要从消费的质量和生活的品质出发，这样也可以和共同富裕战略联系起来，使得高质量发展能为老百姓创造一个适度享受的环境，让这个社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活力。

促进群众体育消费也是扩大内需战略纲要的要点之一。图为12月24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太伟滑雪场的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内蒙古站）启动仪式活动现场

建国70年来，我们三代人都是在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中度过。但是如今人们对高品质适度享受型生活的需求，以及新一代年轻人对待工作和生活的观念已经非常不同了。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要跟着改变，政府的政策要跟着改变。我们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也是在适应这样一个新趋势。

发行消费券还要扩大规模

观察者网：2022年12月3日，您与六位经济学家发起《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共提出了7条关键建议，没过多久12月6日中央最高决策层讨论2023年中国经济，12月7日出台新防控10条。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几大任务包含了你们提到的建议。是你们的意见引起了注意？还是那个时间段，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放松防控政策抓经济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什么？

姚洋：我们六个人想法都比较一致，特别是那时候疫情管控还比较严厉，所以我们希望看到逐步开放，我们的建议最后是不是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吸收了，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们的建议恐怕是大多数人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在吸收全国各个阶层的声音和主张，我们只不过是众多声音里的一种。

当时主张继续封控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期待病毒对人体伤害完全等同于普通感冒之后再放开。病毒或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们，可能要等到2023年6月份。这等于说封控还要继续大半年时间，老百姓是不是受不了？经济是不是受得了？这需要时间上的取舍。

这当然是一个很艰难的决策。病毒传播太快了，严防死守已经防不住了。权衡下来，最后我们的防疫政策从防传染变成了防重症。

观察者网：你们的7条建议里面，提到要“提高2023年赤字率，通过推出以新基建为核心的新一轮扩大内需活动，带动各行各业复产复工”。不过，随后您在与曾光的一次讨论中，明确地提出扩大内需主要是要促消费而不是投资，政府应该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这个建议颇有争议，反驳的意见会说，一，老百姓没有钱，二，有钱也不敢消费，会变成储蓄，证据是疫情之后储蓄率上升了。你怎么看？

姚洋：的确有争议。很多人觉得发钱不是个好主意，因为政府发了钱之后，有的老百姓会把钱变成储蓄，所以最终消费也没上去。这种说法和研究结果是不相符的。

2020年那一轮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之后，我们学院有人做过研究。研究发现消费券是有乘数效应的，就是发100元，会放大到300-500元的消费。

如果政府担心发钱会变成储蓄，那么就直接发消费券。规定消费者买东西必须按比例来使用消费券，比如说买了100块钱的东西，只能用20块钱的消费券。这实际上是可以执行的。

再比方说，政府还可以通过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发钱。一方面能够推广数字人民币的应用，比如老百姓要想得到政府的1000元消费券，必须下载央行的数字货币应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刺激经济。

这1000元的数字人民币，一次性全花光是不行的。比如一个用户要买200元的东西，只能用掉数字钱包的40元。如果是每人1000元的数字人民币消费券，最后相当于给4.5万亿至6万亿元的消费打折20%，我的粗略计算表明，可以形成超过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某网络平台的数字人民币消费券使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