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经济遭遇供给冲击、需求萎缩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再叠加俄乌战争、西方主要经济体大幅加息等不利因素，挑战巨大。作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启程之年，尤其是作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打基础的年份，2022年的实际增长数据使得中国经济新征程上的增长压力有增无减。面向2023年及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中国经济有无可能回补2022年的增长缺口？如何才能走好新征程？有哪些创新需要突破？有哪些常识需要坚守？

11月24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中信出版集团举办“中国经济的新征程与新挑战”论坛暨《经济的常识》悦读会，北大国发院院长、《经济的常识》作者姚洋做了主题演讲，并与《财经》杂志主编何刚就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与新挑战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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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刚：从2018年开始，尤其是疫情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全球化。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比较大的受益者和贡献者，现在经济全球化似乎正在发生非常大的逆转，尤其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挑战在增加。那么，经济全球化究竟是符合多数人的常识的必然趋势，还是二战之后几十年一个短暂的历史偶然现象，这种短期的逆转是不是正常的？

姚洋：我觉得直白来说，经济全球化应该是一个意外。因为它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虽然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战、苏美争霸，在这期间，美国把所谓的人、财、物的自由流动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优势，相较之下苏联不允许这种随意流动。它以一种所谓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世界的态度，要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福利，所以美国愿意搞全球化，全球化应该是美国人造出来的。

但是美国人没有想到中国异军突起、后面恐怕还有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崛起，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会有冲击。即使没有实质性的冲击，也有心理的冲击。今后的世界，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可能是两家、三家甚至更多，这对美国人来说，接受起来是有难度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到过去十年的调整倒更加符合我们的常识。

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好处，那些华尔街的人、硅谷的人好处很大，但是最广大的美国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甚至有一部分人生活质量是下降的，他们就会回头来问全球化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这时候就会有再调整。

但是即使有了这个调整，想要完全把全球化给拉回去，难度也很大。经历过去30年的融合，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只能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行一些调整，调整之后进入一个新的稳态，这个稳态也许不像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那样，但大家也不会完全隔绝起来。

苏州：太仓港运转繁忙有序 码头汽车整装待发出口海外。图源：视觉中国

何刚：您提到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未来30年中国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参与制定全球规则。但是如果在一个比较分裂的世界，包括中美之间处于竞争甚至有一点对立的状态之下，中国如何能够真正参与制定未来的全球规则？这个目标是不是太高了，还是有实现路径的？

姚洋：我觉得现在是中国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全世界分成三极，美国、欧洲、中国。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着美国走，只要美国一发号施令，欧洲基本上没有反抗的余地，所以事实上整个全球化的调整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调整。我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们要坚持自由贸易，这是我们的落脚点。

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美国恐怕也要多一点同情和理解，你要理解美国人的心态。它制造了这样一个秩序，最后发现自己国家广大的老百姓没有从中受益，会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特别是看到中国兴起之后。

虽然我们的分配差距还很大，但回头看过去40年，几乎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明显提高了。但是，美国人普遍觉得下降了，至少是相对下降了，获得感不强。如果我们多一些同情和理解，恐怕我们跟美国人谈就能谈得更顺利一些。

美国把两国之间定义为竞争关系。中美两国应该管控竞争，管控竞争就要制定规则，我们可以跟美国坐下来谈怎么制定竞争规则。美国人现在有点玩不起，看中国跑得太快了，就要在高科技领域限制你；我们可以跟他谈，但没必要必须把高科技的限制、把关税都降下来再谈，没必要设置高门槛，我们应该以一个开放的心态跟它谈。如果我们明确知道全球化是要进行调整的，下一步是怎么调整，不可能完全回到上世纪90年代去，这是不可能的。

何刚：您说的逻辑上特别顺，全球化如果是有调整的，我们在全球的角色和外部环境也必然有所变化。最近舆论上谈论得非常多的话题，比如中国会不会陷入日本一样的增长陷阱，中国会不会在制造业被越南和印度所取代。我看您在书里非常明确，中国是有可能逃避日本这样的陷阱的，越南应该不会对中国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这是不是跟中国经济的体量足够大、增长足够快有关，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在您看来，中国可以应对复杂的产业转移包括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吗？

姚洋：越南替代中国，这完全是一个神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今天刚看了一下数据，越南的出口量大概是3600亿美元，中国2021年的出口量已经3.3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越南的出口量就是中国的零头，越南就算将出口增加50%，也只能占中国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但越南的出口要增长50%谈何容易，越南替代中国没有这种可能性。

何刚：印度呢？印度作为人口大国，更多人对印度的科技创新、高素质人才包括劳动力的年轻化有很多的期待。

姚洋：印度是有潜力，但是要把潜力转化为实力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看了一下数据，从2010年到2020年，印度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比例是略微下降的，没记错的话是百分之二点几，而且还在下降（印度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为2853.5亿美元，2021年为4465.0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维持在2.7%左右——观察者网注）。

中国这10年增长了11个百分点，从18%增长到29%，排在中国后面的三个国家都是制造业强国，美国、德国、日本，三者加起来差不多跟中国一样大。大家说印度有潜力说了二十多年，我也没看到发挥出来。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4倍到5倍，可是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刚刚超过印度，在1992年之前中国是比印度还穷的国家；倒退到1978年，中国是比印度还穷四分之一的国家，可是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将近5倍。

我反倒担心中国这趟列车会让别的国家没有站可停。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中国会把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但中间的核心技术产业恐怕永远都不会转出中国。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的判断是未来几十年中国这些产业不可能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