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兴趣是多元的。有“用具”式的兴趣：白钢从效果历史角度分析“塔西佗陷阱”的源流，指出为什么塔西佗对政治的理解会使当代人继续误解政治。

有对其困境的兴趣：王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对穆斯林问题和自由主义政治框架危机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例。

有关于其动力的兴趣：赵晓力通过解读《利维坦》题图揭示的“恐惧的好奇”、彭磊透过施特劳斯－科耶夫的争论对“爱”和“承认”的重新讨论、雷思温在早期现代西方思想对上帝的改造中看到的“中介的消失”，都试图通过“动力”把握现代西方思想展开的关键特性。

也有对其形式、机理的兴趣：娄林在色诺芬关于古代民主政制的论述中发现，后世民主政体内外有别的统治机制，也许恰恰只有在古代城邦世界里才能理解，康子兴则借助弗格森的共和思想，思考美德、风尚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关系。

当然，还有“道义”上的兴趣：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霍布斯的政治科学做出了一个整体的批评，他特别指出，霍布斯在“主权者是一个人还是议会”和如何限制法团权力等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暴露出利维坦理论中的“和平”处于其实难副的尴尬境地。

（左至右依次为戴晓光、彭磊、白钢、曾亦、吴新文、欧树军、唐杰、李世祥）

（左至右依次为雷思温、刘晨光、梁晓杰、郭晓东、韩潮、谢茂松、王涛、李隽旸）

在这些多元的兴趣背后，西学研究者们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也许，用梁晓杰（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部副教授）评论马基雅维里的话说，就是在强调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张力的同时，“讲出政治的复杂性”。而徐戬在自由评议时不经意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也能揭示中国学者的西学研究在当下“讲出政治的复杂性”的另一面：“曼斯菲尔德能用‘男性气概’分析特朗普，我们能用古典框架对他进行同等的分析吗？”

这枚硬币的两面，又何尝不为重讲“中国政道传统”的学人们所知呢？

现代中国，一个未尽的话题

第二天下午的主题圆桌论坛开始前，会议大有进入高潮之势。许多听会的朋友很早就开始期待，在会议临近尾声时，与谈者会怎样回答：“中国与世界”推进我们“政治”思考的地方在哪？

现场，据丁耘透露：主办双方为圆桌论坛设立的主题“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本是为讨论新近译出的《国王的两个身体》所做的安排。但随着两天会期接近尾声，会程中产生的种种思考似乎已超出了这一题目固有的意指。“政治”、“中国”与“世界”这三个关键词，也自然而然在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焦点下粘合在了一块儿：即现代中国的建国根基与世界的关系。

圆桌论坛现场

其实，在两天的会议中，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已多次被学者们提出。第二天上午，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在以《亨廷顿政治理论中的“现代”国家问题》为题的发言中就已点出，亨廷顿对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很早就揭示了“国家”与“现代（性／化）”这两个概念并无必然联系。相反，国家的正当性最终恰是源自那些似乎最不“现代”的营造“共同性”和公民忠诚的能力，而现代政治学理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与传统政治哲学产生了思想关联。赵晓力和丁凡对霍布斯国家学说的分析，也在不同程度上指明了“现代国家的正当性”面临的某些困难。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建国根基问题，为什么又在会议的尾声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呢？

要回答这一点，圆桌头四个与谈人强世功、丁耘、张广生和韩潮的一系列发言就颇为值得注意。但这一系列发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很难概括。更可惜的是，笔者现在只能回想起他们的只言片语、编录在这里，其中定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切勿简单将这些话等同于他们本人的看法：

强世功：“如果美国政治学界召开一个‘政治：美国与世界’，与会者会不会有充分的自觉，讨论美国国家的正当性呢？”

丁耘：“现代国家的正当性问题，实质上是现代中国的正当性问题。20世纪的一些儒学家或许已经看到，现代中国的正当性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直接的保守既无法建立这种正当性，也不足以理解现代……现代中国对‘现代的正当性’的意义是什么？世界史的视角，又能为我们理解这个意义提供些什么呢？”

张广生：“地缘政治视野和晚近的历史社会学，为在世界史中理解现代国家及其正当性提供了若干类型学。不过，中国现代的国家建设，可以采取一个超越君主／共和政体的视野来看，其中，现代史的关键不是供给类型学，而是有待我们对中西遭遇的要害时势做出文明战略的判断。”

韩潮：“主办方制作的论文集封面上有一张图，主题就是‘塞壬的诱惑’……大陆对海权好像有种天生的诱惑，德国对英国的爱慕，就是一个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例证。对海的迷恋，似乎总是伴随某种虚无的味道，让人想起80年代一部著名的电视片对一代人造成的影响。但原始的海洋文明实际上都是极其落后的，也许只有一条混合大陆和海洋的路，才是可走的道……”

刘小枫教授在圆桌论坛尾声提出的三点意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恰如其分的小结，和四位发言人的讨论放在一起：首先，他提请从学理上注意1930年代中国思想中的全球观表述和1970年代关于“三个世界”的提法；其次，在用“中国与世界”的视角重估晚清学术与思想时，有必要重视晚清另一位思想家廖平的论述，后者不仅点出了担纲阶层的观念品质问题，更有充分的地缘政治思考；而在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方法问题上，他的希望是：中国应与欧洲的“普遍性”思维有所区别，保持“制度的独立性和自觉”。

尾声

夜幕将至，两天的会议终于告一段落。会场内，听众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筹划晚间的会饮，或是一同结伴回家。明德广场上，熟人们仍在交谈着；成群往来的青年们总是知道下一次相逢的时间，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身边的陌生人，逐渐展开的告别的次第让他们略带窃喜地辨认出：哪些是久别重逢的故交，哪些是方才照面的新知。此时，傍晚灰白的天幕边际晕染出她独有的黛青色，仿佛是沉默的古瓮长出了晦涩的异域花纹，在清朗的底色映衬下，古瓮变得更加通透、更加深沉。

（感谢观察者网、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独家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