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再检讨

在开场讨论中，还有一位发言人的主题颇引人注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旭以“大陆新儒家与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一文为基础，重谈了他对康有为问题的理解。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与刘、强二位教授探讨的地缘政治学问题并无关联，但张旭在发言中特别指出了“保种、保教、保国”这个康有为的“中国”面向和启蒙者学这个“世界主义”面向的分别。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处境中，新儒学的方向究竟是向经学的回转，还是进入更大的“世界”？在张旭看来，新康有为主义的取向无疑是前者，这个取向提出了很高的文明诉求。

“康有为问题”在近来的思想界饱受热议。有趣的是，丁耘将张旭对康有为问题的重述，视为一种“在地缘政治背景下重新理解康有为”的新尝试。他在对张旭的评议中指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区别实际上是陆地和海洋的区别，而大陆新儒家潜在的问题是只从康有为那里发覆出了文化政治关怀和古今视野，而没有看到康有为在地缘政治与平等主义之中开出的世界维度。在这里，地缘政治带来的视角转换，似乎不仅借助康有为这个处于崭新政治处境的人物，引出了中国政道传统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还隐约把“康有为问题”同如何认识中国革命与建国的问题联系起来了。（这里可以多提一句：丁耘本人的发言就是从一个看似迂远的问题开始的。他从《庄子•天下篇》入手辨分庄学之“齐物”与墨、法、慎到一辈的区别，强调“道不否定万物”、“物化而有分”，是庄学所谓“齐物”与“平等”的精微处。此文虽极言道体之精微，却也很难说没有关注“人间世”的用意。）

回到古今视野、在中-西文明关系中看中国，与在中国-世界的关系里看中国，也可以非常粗线条地概括两天会议进程中对待中国传统政道/经术的两类态度。二者之间虽略有分别，却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了现代中国的建国和治道问题。其中的第一类，或可以曾亦、郭晓东、吴飞、陈壁生、任锋等教授为代表；其中的第二类，又或可以丁耘、张广生、谢茂松、白钢、刘晨光、张翔、章永乐等教授为代表。或许，前者更关心的是中国政道传统在古今和内部的断裂分殊，从远处关照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后者则更特重中国政道传统面向世界的跌宕与调试，从近处强调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曲折延续。二者一体两面，在两天的会议中，使开场讨论中的不少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济济一堂

现场交流中，在两类看法之间、甚至两类看法内部，都不乏碰撞和火花。先后两天，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和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从公羊学角度入手，分别对《天人三策》和“王鲁”问题做了细致探讨，二者虽然都是在同一个高度上省察更化和政教的问题，但也许，他们在同一高度上的取向仍有细微的差异；在相似的问题意识下，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也对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尝试做了探讨，但他更关注的是，相较于“政教相维”，康有为“以‘教’领‘政’”的现代方案，是否可能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里得到安顿，与之相似的还有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德国出发对康有为和韦伯的左右互搏。这两类看法，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不如说是从同一个康有为和同一个近代中国那里生发出来的两种变奏。这或许也是当下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个写照吧。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在会议的第一天下午，由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钱穆所论“立国之道”的回顾引发出来的。曾亦和丁耘的回应，不仅再一次提出了“钱穆还是康有为”的问题，还激发了与会者们重新思考梁漱溟对新中国立国气象的评价。可惜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从“康有为问题”引出的话头当时并没有继续下去。直到第二天下午的圆桌论坛，它才完整而正面地展露为现代中国的建国问题。

中国政道与西学研究如何在时势中“说话”

在议程第一天下午“中国政治的经与权”的主题研讨中，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位朋友称之为中国传统政道与当代策论的结合，颇为贴切。这个新趋势，集中体现在谢茂松（国家发展与创新研究会研究员）和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的发言中。尽管谢茂松更多是从中国政道传统的战略层次剖析中国文明的“历史忧患意识”和 “积极防御战略”，而刘晨光则是在中国政道传统的文明和德性层面上，揭示以“为政以德”为中心的传统政道与“为人民服务”的当代政德之间的连续性，但他们都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当下和历史时势中，申论中国政道传统关心的利害是非的。

中学主题研讨一瞥

在开幕式致辞里，杨光斌教授就不无忧虑地提到了儒学（或传统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化的可能性问题，这关系到政治哲学和传统学问能否社会化、接地气、应对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尝试以策论的形式，结合世界历史的要害关节、夹叙夹议，是否会是一种展现传统政道的成功尝试呢？目前，答案似乎还不得而知。但从两天的会议看，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的研究者，都在有意识地为自己设立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西学主题研讨一瞥

西学研讨的焦点是西方思想史。相比于揭示西学内部的古今争论，本次会议的三场西学专题（“政治史的用途”、“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国家与现代政治”）更多是表露了学者们对现代西方本身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