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开彬】

随着中美竞争的深入，两国越来越聚焦于人才竞争，近年来国家多次召开高级别人才会议，就人才培养问题作出指示。对教育体系的改革也提上日程，大家也对目前的人才培养体系表达出不满。

尽管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低谷，中国在很多方面也已超越美国，但从本人的观察来看，就人才培养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而言，除了少数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如汉语言文学），总体上质量不如美国，对于去美国学习过、了解中美两国学术现状的人来说，这种对比更加明显。

比如，本人所在的新闻传播学科是舶来品，美国在1960-1970年代已培养了大量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时（本人的博士导师就是1970年代初博士毕业），国内最老牌的三所新闻传播学院（人大、复旦、中传），2000年才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即使至今，当美国的修辞学、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健康传播经过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修辞学已超百年，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已超80年，健康传播已满50年），已经培养了大量的博士，有了海量的研究成果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在这些领域才刚刚起步。

除了起步比别人晚，中国的博士培养质量为什么不如美国，这个沉重的话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国内的很多师生，也令国内的教育管理者不解。

很多博士生对自己所受的学术训练甚至对导师不满，博士生导师们也对学生的学术表现不满，都在干着急甚至互怒。

毕业典礼上被授予学位的毕业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为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学习过五年且任教过七年、同时也在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任教过六年的人，我要说，这肯定不是学生的错，也基本上不是导师的错，而是国内的博士培养体系有问题。

本人觉得有必要基于自己的经历来谈谈这个问题，希望对国内的师生和教育管理者有所启发。由于本人的背景是新闻传播学科，故只谈该学科博士的培养，不涉及其他学科。

1.国内博士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国内很多学校的博士培养是3学年制，只需要上一年的课程，其中政治课和英语课各2个学分，就占了三分之一的学分要求，再修8个学分也就是4门专业课，就满足毕业的学分要求了，可以开始做资格论文了，这样做出来的论文质量可想而知。

而且这些专业课程通常是每两周才上一次课，有的课程甚至一个月才上一次，加上课程内容落伍，阅读量和深度都不够，这种博士课程体系不够深入，与美国的博士培养要求相去甚远。

如果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读过硕士和博士就会发现，别说博士课程，就是绝大多数硕士课程，也比国内的博士课程阅读量还要大很多，授课教授也更投入。

比如我在美国读硕士时，每门课程每周的阅读量都是几百页的材料，而且每周都必须针对阅读材料写一篇阅读反思，上课前交给老师，不阅读是写不出反思的。期末前两个月就得开始准备课程期末论文，学期结束时必须提交，不像国内可以拖到下一个学期才交。

美国的硕博学生课程标配，每学期修3门课（各3个学分），这就满负荷经常熬夜到凌晨了，我曾经尝试过一学期修4门课，结果发现阅读材料根本就读不完。

国内的硕博学生，通常一个学期修5-6门课，而且看起来时间都还比较充裕，其深度可想而知。

而且，美国的教授比国内的教授普遍更投入更负责，上课的一定是该领域的专家，开学第一周就会把非常详细的教学大纲（syllabus）发给学生，上面罗列了一学期每周要学习的研究话题、每个话题的经典阅读材料和最新研究进展文献，每周要批阅学生的阅读反思并提供反馈意见。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学生的各种疑惑得到解答。教师每周至少有3个小时的法定办公时间，欢迎学生去讨论。

这样比较下来，美国的博士生至少要上满2年的专业课程，从理论课到研究方法，再到各种研究专题、跨学科课程，而且课程阅读量大、内容前沿，教授授课敬业，国内博士生与他们的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博士4到6年毕业的占绝大多数，3年能毕业的非常罕见，一般是个别国际学生出于家庭原因需要早点毕业回国，但会留下缺憾。

我在读博前，先花1年在美国读过传播学硕士（2年的硕士项目提前1年毕业，除了睡觉、吃饭就是阅读和写作，好在我是英语专业出身，阅读速度快），即使这样，读博期间，仅修课就花了2年半，然后准备资格考试和做博士论文，4年毕业也觉得很匆忙，总觉得还有缺憾。

比如，仅仅是研究方法的课程，除了本系必修的1门质化研究方法、1门修辞批评、1门量化研究方法外，也在本系旁听过1门话语分析，在心理学系修过1门统计学，在教育学院修过民族志方法、高级测量、高级统计分析这3门课，并在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分别旁听过民族志方法与统计分析。

除了研究方法课，还有大量的理论课程和跨学科课程。跨学科训练有利于研究创新，每个博士生都会在其他院系修课。

我为了研究组织传播，也在工商管理学院修过组织理论、领导学、组织战略、组织发展这4门博士课程和1门人力资源管理MBA课程。这些课程需要分学期上，时间跨度自然拉大。

但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普遍缺乏研究方法课程的训练，学生靠自学，在研究中难免会有各种漏洞。

在美国读书时的感受是，理论材料可以自己看，但研究方法还是要听人讲授。2016年我在国内的第一届博士生入学，觉得他们不掌握研究方法不行，于是主动向学院提出在当年秋季开了一门质化研究方法，虽然其他博士生导师的课程都是一学期只上8次课，我也凭良心上了13次，因为8周明显不够，当时的课堂每次爆满不得不换教室，几个不同年级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有人来旁听，学院和隔壁华中科大也有几位教师来听，因为这是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给博士生开这门课。

2017年由于我在香港浸会全职任教，故没有给武大的学生开课（作为海归，不得不吐槽国内学校管理的不规范。当时想离开武大的原因是，2015年7月入职武大前学校许诺给我30万人民币年薪——这其实比我2008年博士刚毕业在美国任教的年薪还少20万人民币，结果学校前八个月都是按20万年薪发的工资，我一声没吭，到2016年春节开学后实在忍无可忍，就想离开了，也告诉了院长和书记，结果他们说不知道学校只给我按20万发的，后来就补上了。考虑离开的时候，香港那边工作效率高，2016年4月就给我发了全职工作邀请和合同，于是下半年向武大辞职，准备2017年元旦入职香港，但武大新上任的院长说他刚上任我就走，校领导会怪他，给我保留武大的职位）。

后来，2018年回武大再开课时，看到有些一年级的博士生居然只旁听不修课不想做作业时，我觉得很无语，这是学院给博士生开的唯一一门研究方法课，连研究方法都不愿认真学，能做出什么严肃的原创研究？做出来也会瑕疵多，或者陷在别人的概念里转圈。

学生不想做作业，我也不想再像2016年那样费力地超课时授课了，也和其他博导一样每学期只上8周课。对比中美的博士培养课程体系，令人感慨。

顺便说点2017年在香港高校的感受：收入很高，约为美国的2倍，香港本科生很尊敬留美博士，从内地去的几位美国海归教授对我也很好，但香港看似自由的氛围却令人压抑，香港学生一个个反中情绪非常严重——后来的局势发展也验证了我的预判，香港本土教师对内地教师带着隔膜和警惕，多数本科生英语好但学术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学生住家上学所以迟到现象普遍。香港的英联邦1年制硕士远不如美国2年制的硕士。我感觉不如教内地985的学生有成就感，于是最终将3年期且可续聘的合同只干了1年就提前辞职了。人活着不只是为了钱，遵从内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