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种倾向，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西方言论和著述包括：《中国军事现代化》（2004，David Shambaugh），《中国红色资本家》（2003， Bruce Dickson），“中国即将到来的变革”（2001,  《外交事务》双月刊，，“中国的新革命”（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特别报道，2005）,　“中国如何主导世界经济”（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报道，2005），“中国龙：新的世界强权的诞生”（德国《明镜》周刊，2004。　

另一种西方中国观的主导情绪是无所不在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声音，几乎伴随着中国每一步的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在中国取得成功时，你可以听到如背景音一般的阵阵怀疑声；在中国遭遇挫折时，这种声浪立刻汇集成一股潮流，吞噬掉刚刚萌芽的一些积极正面因素，将中国形象瞬间打回原形。

这种质疑，主要聚焦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中国的发展是否可以持续？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其威权统治？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来说，到底是福是祸？这种普遍的质疑声，在2003年中国非典危机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最高点。

代表这种情绪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包括：《中国即将崩溃》（2001，章家墩），“中央帝国干渴难耐”（2000， 《外交事务》，William  Gamble），“中国奇迹背后的幻象”（2004，《外交事务》双月刊，George Gilboy）；“当中国改变后”（2000，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报道），“非典病毒：这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2003，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报道）。　

最后的一种傲慢情绪，更多是延续数百年来西方对华态度中那种居高临下的惯性态势。这种傲慢，不同于简单意义上的轻视和贬低，而是一种夹杂着猎奇、看笑话、“不明就里”所以“不置可否”的隔岸观火状态。它既可以是惊奇之后的自我解嘲，也可以是怀疑之后的自我安慰。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Aaron Friedberg 在其2011年出版的《争霸：中美在亚洲的主导权之争》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记述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弥漫在华盛顿“中国专家圈子”里面的共同情绪：“绝大多数我遇到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几乎都认为，所谓的中美敌手关系，要么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要么是太恐怖以至于无法设想，要么是太危险以至于根本不能讨论——好像讨论这个问题都会增加它出现的几率一样”。细究来看，Aaron Friedberg所描述的恰恰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那稍纵即逝的换档磨合期，以及中西方关系从一个层级过渡到另一个层级的模糊阶段。

当然，在西方主流政治精英和决策者的眼中（当时处于统领地位的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团队，他们相信二十一世纪仍旧是“美国世纪”，并且誓言要将一切潜在的敌手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国和西方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既够不上朋友的资格，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对手，因此，称为“半敌半友”也许更恰当。

现在转头来看，这五年时间，恰恰是中国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战略机遇期。到了2005年秋天，当中国的高级政治智囊郑必坚在美国的《外交事务》刊物上发表“中国的和平崛起到大国地位”一文时，正式宣告了“中国龙”五年潜行的结束。

2005年以后，曾经在西方对华评论中占据一定比例和影响的“中国崩溃论”，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而过去十年中起起伏伏的“中国威胁论”，也因为中国在全球反恐大格局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态势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改换了一种新面貌，以“中国责任论”和“G-2”（中美两国共管世界）等“黄袍加身”的形式呈现出来。

经过新世纪前五年的蛰伏，此阶段的中国龙昂首翘爪，以不容置疑的强势和力量，预示了西方主导世界五百年这一历史大周期的终结。五年前的置疑者，此时还多多少少没有缓过神来；而西方先知先觉的战略思想者们，已经开始为“后西方时代”准备后事了：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的一篇讲话，标示着“西方中国观”从“俯视中国”到“平视中国”的心理分水岭。他在这篇不长的讲话中，多次用到了一个新概念：“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者译为“负责任的持筹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一认知标签细微转变背后的巨大历史意义，恐怕只有熟悉西方政治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专家学者们才能感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