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中国观发展的新阶段中，主导西方学术界、新闻界、决策界集体情绪的三条主线是：震惊、反思和恐惧。

首先，前一时期带有相对调侃和猎奇成分的“惊讶”，已经被中国强势崛起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所再次确认，而西方金融恐慌与北京奥运辉煌登场所呈现的反差效果，只能用“震惊”来形容西方世界的整体心态了。

这一时期西方有代表性的著述，充斥着诸如“新霸权”，“乾坤移位”，“新新世界秩序”，“魅力攻势”等渲染性词汇，无不显示着视觉和心理上受到强烈震撼之后的后遗症。比如，《乾坤大挪移：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2006,  沈大伟编著）, 《中国：新霸权的收支表》（2006,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等），《魅力攻势》（2007，Joshua Kurlantzick）；“新新世界秩序”（2007，《外交事务》双月刊，Daniel Drezner）， “新帝国的黎明”（2007，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红色中国的崛起”（2007，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报道），“新殖民者”（2008，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特别报道）。　

震惊过后，是西方知识界整体的深刻反思。中国发展奇迹产生的巨大冲击，不仅体现在直观的感性层面，而且也深深触及到西方学界、思想界、政治界精英人士的抽象和理性层面。

中国所走的道路，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跳出了西方所划定的框架和模式，以一种“非西方”甚至是“反西方”的整体形态，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轨迹。特别当西方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新一轮“准萧条”的金融危机冲击下，显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时候，如果再来贬低和嘲笑“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

于是，在反思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世界势力版图上无可争议的“一极”，被西方正式提出并确立下来。2005年9月，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提法，就是一个大格局调整后的标志性事件。顺延着这个思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中美两国启动了一年一度的、由高层领导人参加的“中美战略与经贸对话”机制。

这一阶段，代表着这一“反思”思路的重要著作出版物还包括：《脆弱的超级大国》（2007,  Susan Shirk），《中国幻觉》（2007，James Mann），《中国共产党：萎缩与变通》（2008， 沈大伟）；“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2008， 《外交事务》双月刊，Fred Bergsten），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世界”（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9），“来自远东的冲击”（德国《明镜》周刊，2006年），和“毛泽东和中国式管理”（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7）。　

很多西方学者从中国的成功中看到了机会和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但是，也有同样多的学者看到了莫名的恐惧以及西方模式一统世界的终结。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John Ikenberry将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威胁上升到了事关“西方未来”的高度；在发表于《外交事务》双月刊一篇名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自由体系还能够生存吗？”的文章中，他给那些在震惊、反思过后，极度悲观的西方人士开出了一剂解药：“中国不仅仅是面对美国，它面对着一个以西方为轴心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包容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并有着深厚的、广泛的政治基础。简单来说，现在的西方体系，是很难推翻，但却是很好加入的。”“美国的单极世界必将终结。如果21世纪的决定性冲突发生在中美之间，那么中国会占有优势；如果这一决定性冲突是在中国和一个更新换代的西方体系之间的话，那么西方会获胜。”

类似情绪的代表性著述还有，《中国幻觉》（2007，James Mann）， “美国的对华恐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7年），“黄色间谍们”（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愤怒的中国”（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8年）。　

在世界的竞技场上，新中国在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从那个被忽视、被轻视、被蔑视的“轻量级”场下选手，成为了可以上场一拼高下的“重量级选手”。

万众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一系列自然的、人为的阻挠干扰下隆重登场，一个新兴大国的“成人礼”在西方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震撼与纠结。出于历史诡异的巧合，当眩目的奥运会闭幕式的焰火在鸟巢上空缓缓散去几个小时后，美国百年金融老店“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从而拉开了全球次贷危机的序幕。

简而言之，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一时期的中国既是最可恨的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