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政权——“核武装牌”及其效果

首次将核武装的选项写入政策议案的是佐藤荣作首相。佐藤就任的1964年到1972年7年时间是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时期也是越南战争及中苏对立的时代，而“核”是左右这场巨变的暗中出场的角色。

佐藤荣作与尼克松

美国于1965年开始轰炸北越并向南越大量增派步兵。战争的逐渐升级也引起了世界性抗议侵略的反战运动。另外1950年代末开始与苏联日渐不和的中国于1964年开始进行核实验，成为了第五个核保有国。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全中国都卷入了这场激烈的运动。同时，NPT出现，最初有62个国家于1968年签署了该条约。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在68年的新年攻势后失却了胜利的希望。同时，中苏关系发展到69年时出现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切实感到了苏联核攻击的危机。应中美双方的需要，71年基辛格国务卿秘密访问中国，72年尼克松总统实施了对华访问。中美关系破冰震惊了全世界。战后的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作为首相执政的佐藤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日的美军基地成为了出兵基地，日本的军事和民间设施也都被动员起来为美军服务，ODA(政府开发援助)也在南越以及周边亲美各个国家展开。冲绳的美军基地成为B52轰炸机的出击基地。韩国不仅向越南增派陆军，还在美国的施压下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日韩关系正常化”。1965年，日本在日韩条约上签字，这成为了支配韩国经济的开端。在这期间，佐藤也开始和美国交涉冲绳复归的相关事宜。

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国内对抗国家权力和既成社会秩序的叛乱在全国蔓延的动荡时代。针对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反越战团体及新左翼等反战反安保运动、学生的全共斗运动、女性解放运动及新伤残人士运动、以三里塚及水俣为代表的地区民众运动相继出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动荡局面。反对越战=“反对美国战争”成为了当时社会上最为普及的运动基础，也产生了对积极参与战争的佐藤政权以及支持这层关系的日美安保的批判及抗议意识。在直接全面卷入这场美国战争的冲绳，复归运动打起了“无核回归”、“反战复归”的旗帜，向美国统治下遗弃了冲绳的日本政府施压。

在此期间，佐藤首相秘密下令对核武器制造和核武装化进行探讨。佐藤内阁打着“冲绳不复归，战后日本无从结束”的口号，与约翰逊政权及之后的尼克松政权开始交涉，终于在1972年根据冲绳协议实现了冲绳施政权的复归。

“日本的核武装”在这场交涉中作为暗中的演员登场。佐藤于1965年就任后马上赴美访问，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会谈。拉斯克国务卿单独询问佐藤日本要如何应对中国保有核能这一状况时，佐藤告诉他，日本人认为日本不应保有核能，但是自己作为个人则认为为了对抗中国的核能，日本也应该保有核武器。藤田幸祐在上述论文中指出，这是佐藤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将核武装问题作为外交牌来使用”。

从90年代中期起，佐藤内阁进行的日本核武装讨论的经过就开始被特别报道出来。政权更替之后，由于多少已经开始对过去事实进行检验，所以在现在得到了迅速的公开。在此期间，我自己置身于反越战和冲绳复归问题的运动中，对同时期竟然也在进行核武装的过程毫不知情。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愕然。不仅仅是我，当时的运动也没有将这令人恐惧的过程纳入运动射程之内。

NHK在2010年10月3日的NHK特别报道“追求核的日本”中，披露了当时的日本外务省与西德外交部之间如何从NPT蒙混过关、就核武装对策进行共同讨论、并在箱根举行秘密会谈的事情。节目采用了当时外务省当事人等人的证言，相当具有冲击性。由此，外务省倍感压力，于11月全部公开了佐藤所任命的“外交政策计划委员会”于1969年9月25号签发的绝密文件《我国的外交政策大纲》及NHK报道的《关于所涉文件的外务省调查报告书》中提到的与核武装相关的100多部文件。这些都是当年佐藤政权针对中国的核保有及加入NPT等，从正面对核保有这一选择进行探讨的证据。

藤田详细叙述了在此期间，根据佐藤的指示，关于日本核武装的研究和探讨是如何由内阁、外务省、防卫厅、海上自卫队干部在正式、半正式和私下场合被大力推进的。时任国防会议事务局局长的梅原治及防卫厅中坚干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安全保障调查会”自《日本安全保障系列专题》（朝云新闻发行）开始，从1967年到1970 年间陆续出台了探讨日本核武装在技术、战略、外交、政治方面可能性的研究与提案。

《日本安全保障》68年版中收录的长篇论文《我国核武器生产的潜在能力》中针对日本的核能设施转型为核武器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日本若进行核武装不应该利用浓缩铀制作铀弹，更适合制作钚弹，并且由此得出不可避免要建设废料处理工厂这样的结论。

当时针对核武装研究的多数结论都认为马上进行核武装会增加美国的猜疑，导致邻国外交上被孤立，因而对此并不看好。但是这些研究却确认了只要有相关意志，以原子能产业的能力为基础，就能切实保有核武器，这就使得核保有问题由岸信介所展开的法律讨论的抽象层面落实到了制造环节的具体层次。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就核武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前文所提及的《我国外交政策大纲》将关于核保有的讨论过程以如下简短的公式进行了归纳：

关于核武器，无论是否参加NPT，虽然目前采取了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潜能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不受到相关牵制。另外，核武器相关的基础政策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利害得失的衡量而制定的，这一宗旨要向国民进行普及。

这就是保持任何时候都可将原子能用于制造核武器水平的同时，不加入NPT、或者即使加入NPT也能拿出摆脱NPT束缚方案这一立场的宣言。“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限定在“目前”，而且也在向国民灌输：保有核武器与利害得失相关，绝不能说绝对不会保有核武器。在反复讨论了加入的利害之后，日本于1970年签字加入了NPT，但那时政府声明中却特意强调了退出权——“条约第十条中规定‘当各缔约国认定与本条约的对象项目相关的异常事态危害了本国的至高利益时，作为主权的行使，拥有脱离本条约的权利’”。而对此的批准直到1976年才获得通过。

藤田所指的“核武装牌”是把这张牌公示以后，以目前不保有核作为让步，并且以“非核三原则”作为保证，作为交换使美国承诺冲绳“无核复归”，进而利用放弃自主持有核来换取美国对日的核保护伞交易的成立。然而实质上并不是这般好事。

正如目前为止政府所正式承认的，冲绳交易中因为相互认可在紧急情况下可自由将核带入该区域的秘密约定，所以冲绳的“无核复归”和非核三原则从开始就只是说辞。最重要的施政权返还——将美国军事殖民地的管理交付给日本，是为了让日本政府去面对冲绳民众的抵抗。而1969年佐藤尼克松发表共同声明之时，日本被赋予了全面协助美国维持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义务，对于美国战略更加忠诚。

但是，尽管日本这样对美国曲意奉承，尼克松和基辛格却置日本于不顾，开始展开新的亚洲外交。从71年7月基辛格秘访北京到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和解进程加速。然而美国却没有告知为了排除中国加入联合国投下忠诚一票的日本，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无异于迎面一掌。

然而日本并不仅仅只是被漠视。1971年两次北京会谈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把日本作为一个共同话题，双方在对日核武装和对亚洲扩张保持警戒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我们截取部分有冲击性的内容来看一下。（周恩来与基辛格，pp197-8）

基辛格博士：对周边而言，独力进行自我防卫的日本已经在客观上成为危险的存在了吧。……因此我坚信现在日本的对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日本的抑制。……因此我们要对于日本达成互相理解，我们双方有必要对日本表现出一种抑制力。……我们反对日本的核武装。

周恩来：如果你方并不期待日本的核武器，那么是为了让日本威胁他国，你方才提供防御性的核保护伞吗？

基辛格博士：虽然很难就这种假设状况展开来谈，不过我对核保护伞适用于日本行为所致的军事冲突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就如我方核武器是为了本国而使用一样，当然不会是为了日本而用。……但是日本有能力极其迅速地制造核武器。

周恩来：那很可能。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方撤退，根据和平利用核能计划，日本有足够的钚，很容易就能做出核武器。因此取代我方撤退的绝不会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日本核计划。我们反对这一点。

基辛格提出的就是所谓的“瓶盖论”。基辛格访华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尼克松在没有对日本进行事前告知的情况下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这是来自尼克松的双重打击。自此美国一直怀疑日本的野心，从没有完全放弃过“瓶盖论”。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核武装牌”的结果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