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子邮件回信：

我最亲爱的Fred，

事实上，不管是帕默斯顿勋爵或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其实都与我们中国传统的正确观点背道而驰。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认为，这才是对个人和国家都适用的真正的道理。一个国家必须有其原则和崇高价值，而不只是追求单纯的利益，才能最终获得世界的青睐和信任。我私下以为，作为带有“昭昭天命”的“山巅之城”，你们美国人总是要比我们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才对啊。

这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不是吗？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似乎正在放弃在其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当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现在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进而放弃自己的国际责任，包括例如《巴黎协定》规定的责任时，我们中国人，可能是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突然站上了道德高点，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倡导和建设一个更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开始明白西方对中国威胁感到恐惧的原因，是我们越来越成为可以替代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选择性方案。我们正在收集世界各地最佳实践方法的点点滴滴，并以此构建起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一方面，西方传统理念，如“自由”、“法治”、“公正”和“平等”，也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并正在被编织融合成为中国自有的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价值观会比一些中国传统意识更有价值。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或国家只有在其所有的组成部分都适合国情的时候才能顺利持续运作，而我们一向有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的传统；因此，哪怕我们采用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式来释放创造性的想法和实现进步，但我们还是更赞成有科学集中规划、以及有政府强有力的治理和领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平心而论，当你举例说明中国没有在现有的世界秩序和规则下做“公平竞争”时，我有我的怀疑。至少从世贸组织组织（WTO）的反应来看，中国遵守了WTO的规则和政策，且对于一个有着许多历史包袱和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表现已经堪称典范。而且，国际法和规则包括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和规则，都允许一个国家对某些行业提供补贴和奖励。我认为中国类似对人工智能（AI）的政策扶持就属于不可诉补贴（绿灯补贴），即不会造成扭曲和贸易不公平的、专注于研发的补贴。毕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不违反WTO或其他国际条约的规定，由政府来主导一些投资和发展项目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是学生，而不是老师。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正如你以前说过的，在美国，中产阶级大概占全国的80%-90%，不像中国，虽然正在成长，中产阶级仍然只占有30-35%左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说历史提供了任何经验教训的话，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领先世界的时候，从未试图殖民或征服世界。我们现在的民族复兴伟业也不会改变这点。

你诚挚的，

Michael

Fred的电子邮件：

Michael，你好，

你的电子邮件提出了几个有趣的观点。尽管我尽量尊重不同的政府和观点，然而，你的电子邮件包含有相当煽动性的言论，我觉得如果不回应，恐怕会让我的国家蒙羞。

首先，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原则和崇高价值，而不是基于纯粹私利的说法无疑太天真了，也完全无视你们自己中央政府的做法和行为。认为任何政府除了获得自己的报酬和自我保护之外还有其他的利益，那就是一种完全忽视现实和忽视人类激励体系如何运作的看法。这也忽略了中国政府自己所做的许多声明，其实你们中国的社会契约也很简单——要么政府能够带来经济进步和满足，要么人民愤起反抗。这听起来和我想象的一样，就是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

第二，美国显然不是自愿地放弃世界舞台（的领导位置）。要你说，你该如何建议美国阻止中国的崛起？一个拥有中国的资源、抱负和人民的国家，必然会崛起，而根本不可能被压制。我们面临的挑战，只是要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将中国带入国际社会（的领导位置）。但是商业冲突总是会存在。

第三，我们“恐惧”中国的程度，跟我们都害怕强大的竞争对手的程度相当。根据这个逻辑，我认为中国现在要恐惧美国。因此，我们认识到，现在（解决的方案是）我们需要找出公平、积极竞争的方法，最好是要找到双赢的方法，或者至少不是造成零和游戏的情况。

最后，在美国，与你的说法恰恰相反，没有人会认真地认为，中国模式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或者中国正在履行最佳实践来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压抑国家，通过把人民的渴望拔高到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方式来引导人民，从而压制他们的基本人性本能。然而，我们西方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的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和贪婪的。对于中国来说，试图以一种只是间接而不是直接有利于个人的方式，来规范人性的这种竞争性和贪婪性，显然不人道，而且与人的本性相违背。事实上，这种做法也违背中国的传统思想，因为孔子就相信通过家庭单位、社区、地区（山高皇帝远）和官僚主义进行各种制衡。这也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想法唱反调。当然，这还与丘吉尔先生所说的背道而驰，“民主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形式……除了所有其他的形式”。

我们西方人相信，有许多不同的竞争者、利益集团、游说团体、社会各阶层和各方压力带来的制衡，最终会带来最好的结果。认为一个男人，或者几个男人，注意我说的是男人不是女人，在中国有智慧管理14亿人，那就简直需要把他们放在等同于神的位置。而在美国，如果有坏的领导人和政府，不幸通常还真有挺多，但由于在我们看来他们是有缺陷的人（显然不像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被取代。在中国，传统上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革命或死亡来取代，这通常会给金融体系增加了很大的风险和不稳定，也给投资者和民众带来了恐慌。

我确实认为，我们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一起成功合作。中国完全可以像美国一样，拥有适合自己的制度和人性观。中国也可以像美国一样，害怕来自美国的威胁，并犯下自己的错误。我们有机会做的则是互相尊重我们的长处和短处，并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占GDP总值的65-70%之多，中国只有35%。如果中国能够简单地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请！），或者中国自己开发更多的国内消费驱动的经济，则其必然会尊重知识产权、也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AI）等方面愿意投入巨资，只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能够以公平条件获得许可享用，谁又会真正在乎啊。让最好的创意和想法获得胜利，只要美国也有公平的份额（只要其所有权得到尊重）。相互尊重我们共同点，而不是担心我们之间是如何与众不同，这也会使我们的两国更有效地合作、并带来更大的成功。

你诚挚的，

F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