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建以共同体为核心的理想与信念

在这种史观的推动下，两部电视剧通过重建以共同体为核心的价值观，将革命的理想信念重新带入了当下。

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主要在于建立了以个人为主体的叙述框架与叙述方式。20世纪90年代的娱乐文化在其价值观上，一方面以“人性论”解构英雄，摆脱革命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则推动个人奋斗，解构共同体意识。这种思想倾向的根底，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原来讲“个体”和“个人主义”更多地带有哲学意味，那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全面完成，“个体”则更多意味着城市里公司卡位里的实实在在的“打工人”。这种真实存在着的个体状态，使个人主义意识对于年轻人来说，近乎是某种自然而然。

但“躺平”“佛系”等网络热词的出现却又说明：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个人主义的浪漫想象，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在市场化快速发展的导向中看到了个人主义的无力，在个人主义对于共同体的解构中感受到了个体的孤独。靠个人奋斗致富的“中国合伙人”故事，在今天看来，只能是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神话。市场不再是一个只要努力就能致富的场域，而是充满着残酷竞争的无情战场。

如果说“资产社会导致的底层感让年轻世代渴望找到一个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以打破资产决定生活机遇的逻辑……而丰裕一代不再将家庭或者集体作为生活意义的来源，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更加抽象、宏大的对象以获取意义感，对抗个体化导致的价值贫瘠和意义空洞”，那么，民族国家共同体也就必然再次出场。只是这个共同体的再次出场必然带有新的内容：它必然要直面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也必须回答，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

《觉醒年代》和《山海情》是对家国叙事的一次重构。《觉醒年代》以其宽广而厚重的历史叙事，重塑了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的英雄群像：从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早期的革命志士，到陈延年、陈乔年等年青一代的爱国青年，无不是在救民族于苦难的大叙事中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其中，陈独秀、李大钊这些父辈的追求是一种过去常见的叙事；而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却更容易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同身受。

延年与乔年兄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同样都是要“救中国”，但他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相信父辈的选择，而是在“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带有个人主义思想底色的各种思潮中徘徊，并在徘徊中不断与父辈产生冲突。但是，当他们发现，种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思想实验都无法实现“救中国”的伟大理想时，他们便毅然决然地投入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并不惜为此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

图自上观新闻

只有在现实的无情逼迫之下，过去四十年市场经济所塑造的关于个人主义的神话才会不断消解，对于共同体的追求，也才会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觉醒年代》和《山海情》正是在直接面对今天个体在市场挤压之下的愤懑，重新塑造一种共同体意识，书写新时代的理想与信念。

在大众文化作品中，这种对于超越个人主义的集体意识的呼唤，从《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始，就一直是一条隐约的情感线索。而《觉醒年代》《山海情》则是将这种情感动力转化成了对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叙事。《觉醒年代》展现的是在民族危亡时期，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整体动员；在《山海情》中，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在于有分析者已经指出的，解决贫困问题是依靠集体与组织的力量，更体现为当代中国的共同体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走向了先发展的道路；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部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像宁夏这样的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很难走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同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对口帮扶”到今天的“共同富裕”，都是在直面当代中国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仍然过大的问题，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山海情》这样一部“扶贫”作品，还原了“对口帮扶”政策的内在逻辑——只有在“国家是个共同体”的认识之下，才会出现当代中国的扶贫场景；只有在国家强有力的组织动员之下，福建的教授、工程师和基层干部，才会不远万里去到宁夏，与当地的基层干部（如马得福、白老师）一起，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不屈不挠，推动边远地区人民努力过上与发达地区一样的现代生活。

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不能告别革命？那是因为，革命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开端，革命也会催生新的奋斗——延乔路上的鲜花，是这一革命理想气质在今天的延续；白老师指挥着西海固的娃儿唱一曲“春天在哪里”，也是革命信念在今天的回声。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描述“新主流”：与“主旋律”侧重于题材、风格等具体方面不同的是，这些带有“新主流”特色的新文艺作品，在面对历史问题时，不再静态地重复历史是如何过来的，而是直面当代青年的现实问题，在讲述历史的动态过程中，激发青年人对过去百年道路的理解，在大历史的格局中，思考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重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想与信念，探索未来中国发展的目标。

在大众文化结构中突围

我们今天讨论的“新主流”文艺，其“新”在于，它和20世纪50年代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主流文艺有着根本不同之处：这些文艺作品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环境中、在文化工业的生产条件下出现的。总的来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以消费为导向、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意识形态的工业文化，这种性质就决定了大众文化中的绝大部分“产品”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资本的意志所左右。2021年“新主流”文艺在大众文化中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对于大众文化生产的一次超越。

这或许说明，近年来，虽然我们总体上对于文艺发展中种种乱象感到悲观，对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对共同体的消解感到无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毕竟是有着强大文化传统的国家，毕竟是有着社会主义革命伟大传统的国家，我们的文化中积淀着这两种传统。所以，当国家层面力图借用社会资本的力量推动文化革新时，虽然会面对来自文化工业的种种阻击，但总会有力量自下而上承接国家意志，突破看似强大的文艺工业，突破看似成功的商业配方，创造出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文艺作品。

从目前来看，这种带有鲜明价值属性的“新主流”文艺并不算多，而且在现有国家推动的制作模式下出现的很多新作，并不一定具有如此明确的史观；但是，这些带有崭新艺术气息的作品的出现，至少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文化不会被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全面绑架。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会停止，新主流文艺的创新也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