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意识形态层面

事实上，评级机构的职能远不止于进行技术评估，它们还是某种特定积累机制的执行者。穆迪下调美国的评级，相当于强调了诸多重要观点和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诲。财政紧缩政策的主张获得了进一步强调，促使政府在“财政责任”的幌子下对总体支出采取限制措施。以市场为中心的合法性（即认为对政府的信任源于其发行的债券对持有者的吸引力，而非其提供福利、就业或生态安全的能力）也受到了质疑。那种将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置于经济意义建构核心位置的超然独立的技术官僚被视为必要的矫正力量。

然而，此次评级下调绝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背后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因素。穆迪的这一动作意在重申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理念：政府就如同拥有信用卡的家庭，必须“量入为出”。评级下调的做法在美国尤其能体现出威力，此次评级下调将被赤字鹰派利用，以作为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开支的正当理由，同时还会导致军事预算的增加，从而加速引发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这一危机恰恰是导致评级下调最初的原因。

从更深层次来看，此次评级下调其实是一个累积固化的体制出现分裂的现象。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体系依靠美元霸权、金融化的全球资产需求以及美国国内的消费杠杆作用得以维持，如今这一体系开始在各个层面感受到压力。此次评级下调反映了投资者、机构甚至盟友对这一体系的可持续性的质疑在日益加深。由于政治失灵、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针对金融武器化的日益严重的地缘政治反弹，对美国经济体系的质疑一直在不断加深。

锚点的侵蚀：实物资产而非虚拟资本

此次评级下调，其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国债市场。如果没有无风险基准，所有其他金融资产的定价都会变得不稳定。公司债券、抵押贷款证券、金融衍生品以及养老基金投资组合都是以美国国债作为基准的。当美国国债变得“有风险”时，现代全球金融的结构也就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了。那些承诺只投资无风险资产的基金经理将因此面临法律困境。此次评级下调之后，投资组合优化模型需要重新调整，估值框架也会发生变化。

特朗普或许并未意识到，他已经毁掉了美国国债市场。他过度使用关税手段、政策摇摆不定以及对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对抗态度，这些做法都削弱了全球对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偏好。从这个角度来看，穆迪下调评级并非美国财政倍感压力的结果，而是地缘政治脱钩的先兆。

如果美国国债无法再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的支柱，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当“无风险”不再意味着“不受政治影响”时，这个空白又该如何填补？当厌恶风险的资金也开始寻求其他选项，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是穆迪下调评级所引发的问题，但却无法给出答案。穆迪的表现虽引人注目，但剧情却并无新鲜之处。真正的戏剧性事件其实并没有发生在舞台上，一个新的体系已然崭露头角。海湾国家对实物资产的偏好，或许反映了世界对虚拟资本越来越不看好。

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走势。华尔街日报

社会的瓦解

美国战后资本积累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正在瓦解。

美国的资本积累体制是建立在一系列牢固的机制之上的，美元一直扮演着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这为现行国际货币秩序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秩序中，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债务凭证，使美国拥有了以本币债务换取实际商品的独特能力。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不是依靠工资的上涨，而是依靠资产的升值、消费者债务以及信贷驱动的投机行为。

现就职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娜·蒙哥马利（Johnna Montgomerie）指出，美国家庭债务的不断攀升，反映了实际工资增长放缓与自21世纪初以来信贷产品大量涌现的共同作用，那些信贷产品利用了“跟上琼斯家的步伐”这种文化心理上的脆弱性（也就是人们都有保持或提高社会地位的心理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经济体系的信任是由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以及全球经济依存网络所支撑的。这些为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扩大杠杆作用提供了条件，而且短期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最后，这种资本积累体制是建立在美国金融工具与海湾国家等化石燃料出口国之间的共生关系之上的，那些化石燃料出口国又把贸易顺差转化为对美国资产的投资。

这种资本积累体制正因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和内部矛盾而逐渐瓦解，金融化的扩张与物质生产能力的相对削弱这两种趋势正在同时发生。

在国际层面，在过去30年里，资本形成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就围绕“使用价值”展开的经济活动而言，美国经济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被严重削弱了。技术发展不再由美国垄断，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确立技术优势的能力如今也不再是不可挑战的了。而且，美国也不再有能力主导全球能源领域。简而言之，正如我已经论述过的，美国为世界所提供的东西并非没有替代品。

在国内方面，美国的贫困现象已变得极为严重，它会代代相传，并在不同地区蔓延。正如美国商务部在2023年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40年里，美国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已经愈发严重，贫富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路德维格共享经济繁荣研究所（Ludwig Institute for Shared Economic Prosperity）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对于美国底层的60%家庭而言，“最低限度的生活质量”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公共卫生的失败、教育事业的恶化以及住房的高昂费用，为美国政治的分裂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所承诺的向上流动、经济安全和代际进步，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不再可信。对于许多普通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

利率的上升只会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高利率无法抑制过度开支，反而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当资本流向房东等资产持有者时，生产性投资就会停滞不前。而那些本应用来恢复金融信心的手段，却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受到更大的破坏。

下调美国评级的象征意义

穆迪此次下调美国评级反映了他们对美国国债的看法，即人们不再将其视为零风险资产。虽然这在技术层面上是金融市场的一种氛围转变，但更准确地说，这应被解读为对美国货币和资本市场所依赖的广泛制度架构和物质基础的普遍信任的破裂。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元的意愿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确定。特朗普政府与海湾国家之间近期达成的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表明了这样一种转变：海湾国家正在购买武器、飞机和芯片等实物资产，而非美国国债。这绝非对美国经济的肯定，但更多的是对美元计价资产信心严重弱化的表现。

持续进行的全球能源转型预示着石油美元时代的终结。海湾国家正在为石油美元时代的落幕做准备，它们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新技术。在如今的世界上，继续积累与传统化石能源相关的美元资产已经毫无意义。

可以说，金融化正在变得有害。旨在稳定国债需求的加息举措，反而给美国的家庭和企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债务负担，削弱了需求并加速了经济收缩。其结果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反馈循环，或者说，一种自体免疫反应，治疗反而成了问题本身。

这种分化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借贷成本的上升，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有大量资产的家庭和机构将从更高的利息收益和更高的杠杆率中获益。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则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停滞的加薪以及服务质量的下降。这加剧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贫困由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以及地区经济差异，这种贫困现象很难扭转。

从哑剧表演到政策现实

穆迪的此次下调美国评级并非终点，而是一个信号。它并非预示着美国即将破产，而是指出了美国维持强大力量的模式正在面临危机。这是一个警告，表明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货币发行者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不多，尽管它手中仍有无穷无尽的美元。

穆迪及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在评估时，把美国政府与其他发债者一视同仁，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美国不会因债务问题被迫违约，因为它能够控制美元的发行。真正的违约风险仅来自政治方面的拒绝履行义务（比如提高债务上限），而非经济上无力偿债能力。

穆迪下调美国评级并不能反映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而是源于对过时财政概念的执着，即认为赤字是“危险的”，债务必须“偿还”，联邦预算必须“平衡”。这些说法或许在情感上令人感到合理，但它们在实际操作中却是错误的。

事实上，持续存在的赤字是主权货币体系的一个特征而非缺陷。这是因为赤字是向经济中注入金融净资产的两种机制之一（另一种机制是商业银行创造的信贷，此处我不做详细讨论），能够维持总需求并促进私人储蓄。对政府财政赤字及其“可承受性”的担忧，导致人们提出了错误的问题。

萨缪尔森的“高尚谎言”在战后或许曾起到一定作用，但如今，风险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能够抑制过度开支行为的措施如今却导致了紧缩。它所造成的虚假短缺阻碍了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它也无法解除实际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些压力很少源于政府的过度开支，更多源自供给端的瓶颈、定价权或行业失衡。全面加征关税只会增加来自供给端的冲击。

债务上限僵局和信用评级下调并非表明美国的财政存在严重失误，而是反映出一种源于陈旧思维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失灵。这些不过是发生在20世纪所搭建的舞台上的一场闹剧，所使用的道具和台词已经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而美国的精英阶层却仍在紧紧抓住充满旧日气息的舒适区不放，世界其他地区早已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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