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可持续性问题

穆迪把“可持续性”一词定义为财政偿付能力，但这种类比是错误的。真正的可持续性问题并非财务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美国政府发行美元的能力，而在于全球接受并持有美元的意愿。长期以来，美元体系一直依靠信任、便利、实用性和强制力等多重因素获得支撑，但如今它正在失去这些基础。

美元基础所受到的侵蚀部分体现在美元声誉方面。随着美国愈发频繁地利用其金融体系对外国实施制裁、冻结其资产以及肆意干预，这促使其他国家不得不降低持有美元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但更根本的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依赖于物质基础，美国必须向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有价值的资产。随着美国不断去工业化，重点已转向后者：以美元计价的金融工具。

但这种模式正面临压力，因为虚拟资本的扩张超过了“使用价值”转化为“现金”的实际经济能力。当美国生产的可供其他国家消费的有形商品越来越少，而美国政府又把美元用作武器时，持有美元的物质基础就变得薄弱了。

而目前，这种转变正在发生。

中东的退出：石油美元逆转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讲的那样，在最近的一次中东之行中，特朗普吹嘘他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达成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交易”，贝森特则试图利用这些“交易”来消除人们对穆迪评级下调的担忧。

但特朗普所吹嘘的这些协议，绝非对美元体系信心的表现，反而可能正好相反。这些海湾国家并未同意持有更多的美国国债或积累美元。相反，他们正在把自己的美元盈余（或预期的美元盈余）转化为有形资产：武器、飞机、基础设施以及像英伟达芯片这样的人工智能硬件。可能读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国家购买的是实物商品而非债券。

这种转变揭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趋势正在形成：中东国家正在为一个不再依赖石油美元的世界做准备，其能源转型已全面展开。他们在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源以及智能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反映了他们的战略判断，即持有美元的长期价值正在下降。当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可能会被冻结、贬值或者被实际的技术变革超越时，为何还要不断积累一个正在不断衰落的帝国的金融资产呢？

这种转变虽然不易察觉却意义深远。它不仅意味着中东国家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更意味着其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海湾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元循环机制中的关键节点，如今却正在扩大其在金融、技术和外交方面的合作网络。这些国家向华盛顿发出的信号是十分明确的：我们会接受你们的科技产品，但不会接受你们的货币。

中东感兴趣的，已经不再是美债。图为5月14日，特朗普举起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赠送的钢笔。美联社

债券市场自体免疫的危机

所有这些因素都让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陷入了日益严峻的困境。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就必须提高利率。但利率上升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它会增加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削弱有效需求，并增加经济紧缩的风险。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信用卡违约率上升，企业投资停滞，这些现象都是证据。为了使美国国债更具吸引力，美国却陷入了自身经济的衰退之中。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反应。为维护美元体系的信誉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如加息和可能的财政紧缩政策，最终却会对整个体制本身造成损害。而且，持有大量资产的群体反而从中受益：他们的租金随着更高的利率而上涨，他们的财富随着实物资产变得稀缺而不断升值。与此同时，资产匮乏的劳动者、租房者和借贷者则陷入了日益加剧的不稳定生活。

这就是当前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悖论：在金融上对穷人进行压制，却提高富人的租金收入。原本旨在稳定资本流入的政策，却在进一步破坏国内经济的稳定。

当地时间5月22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帖庆祝他的“大而美”税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将把债务上限提高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76万亿），允许联邦政府能继续借款为其债务融资。

财政表演与经济实质

美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财政上的肆意支出，而是财政表演凌驾于经济实质之上。围绕提高债务上限、下调信用评级以及国债拍卖所进行的那些作秀，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专注于评估优先事项、管理通货膨胀、对提高长期国家发展能力进行投资等工作。

正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努力保持收支平衡的过时信条”也许并非毫无价值，它至少可以约束那些目光短浅的政客。但正如他所暗示的那样，一个过时且不再适用的观念会变成一种负担。它会扭曲辩论的焦点、减少人们的选项，并最终为不正常现象的存在提供借口。

如今，维持这种观念的风险已经太大，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美国需要一个更清晰、更诚实的框架来思考金钱、政策和繁荣等问题。真正重要的赤字不在预算中，而是在美国社会集体的观念中，而且这种赤字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对于那些仅仅认同货币现实主义的人，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他们认为政府必然会无节制地开支，对通货膨胀或浪费现象毫不在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往往出于恶意或基于对20世纪一些通货膨胀案例的过时解读。

实际上，那些对货币创造和公共财政核算有更准确理解的经济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倡导者，往往比其他人更加警惕地关注实际的限制因素和后果。他们的担忧集中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1.通货膨胀风险。他们明白，对主权支出的限制并非是财政破产，而是通货膨胀。因为货币的创造会增加购买力，所以必须与扩大供应（包括商品、服务、劳动力和基础设施）的经济能力相匹配。

而通货膨胀并非对所有人都产生一样的影响。事实上，从最近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其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相关研究参见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和尼科洛·弗拉卡罗利（Nicolo Fraccaroli）于2025年出版的《通货膨胀：给用户和输家的指南》（Inflation:A Guide for User and Losers）]因此，目的并不在于随意的支出，而是有利于增加经济的实际产能并解决收入不平等相关问题的生产性投资。

2.财富分配与阶级。货币现实主义强调，传统的债务驱动型政策和货币紧缩（例如提高利率）往往会加剧财富不平等，因为它会奖励金融资产持有者，同时抑制工资增长。它维持着一个由房地产业主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

稳健的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创造新货币的受益者是谁，而不仅仅是支出的规模。社会不平等并非某种抽象的问题，难以消除的贫困和有限的社会流动性会引发怨恨和不满的政治情绪，从而可能带来暴力后果。

3.资金滥用。风险不在于支出过多，而在于支出方式不当。凯恩斯在1942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精辟地指出，“我们实际上能够做到的事情，应该都是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过度的军事开支、各种补贴以及那些难以产生公共价值的臃肿合同，比表面的那些财政赤字要危险得多。货币现实主义者主张进行具有长期效益的公共投资，比如在医疗、教育、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要杜绝面子工程或对精英阶层进行援助的项目。

4.物质资源与生态的限制。货币可以无限制地创造，而物质资源却不能。实体经济是嵌入在生态系统中的，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意味着能源、可耕地、原材料以及生物系统的承载能力是关键。财政政策必须与可持续、可再生的发展相一致，而不应仅仅为了追求永无止境的金融化的GDP增长数字。

总之，深入了解货币运作的实际机制会促使我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减少各种随意的财政开支。它会让我们更加关注现实中的种种限制因素，比如劳动力、基础设施、气候和公平性，而非仅仅关注人为设定的金融限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