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翻译/ 马力】

“对于穆迪下调评级，谁在乎呢？卡塔尔不在乎，沙特不在乎，阿联酋也不在乎。他们都在往里投钱。他们已经制定了十年投资计划。”

在最近一期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如是说道，并且一直试图通过吹嘘特朗普总统最近的中东之行，来转移人们对穆迪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的担忧情绪。

贝森特或许是无心之举，但是在我看来，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确实可以引出一些有趣且重要的问题。

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坚称是“滞后指标”。视频截图

尽管穆迪下调评级是基于对美国政府债务性质的错误假设，不过贝森特对穆迪下调评级一事的轻描淡写还是太过轻率了。此外，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期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架构而言，贝森特对于来自三个中东国家的“投资计划”可能预示着什么的断言，也是十分轻率的。

在我看来，穆迪近期下调美国国债评级，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信号，还是一个文化性和象征性的时刻，是对曾维系美元体系的叙事的一种冲击。数十年来，美国国债一直被视为零风险资产，是全球金融定价的基准。如今，三大评级机构均发出担忧信号，美国国债不再被视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了对中东的旋风式访问，在此期间，他吹嘘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达成了一系列“交易”。特朗普所宣布的交易总额（其中包括此前宣布过的一些已有项目）高达1.043万亿美元，而且与卡塔尔未来还有1.2万亿美元的计划也在进行中。在关税问题上碰壁中国后，这种“达成交易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媒体的大量报道。

穆迪下调美国评级以及中东的投资声明都表明，美国的政治经济、国内社会以及全球经济影响力都在发生持续变化。这些变化影响深远：对全球资本流动、投资活动、资产定价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架构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这些变化并非出于人们通常所谈论的原因。穆迪下调评级实际上偏离了重点，它把问题再次指向了一些常见但有缺陷的公共财政和债务观念。至于特朗普关于中东的投资声明，表明中长期来看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在减少，去美元化的趋势仍在继续。

现实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穆迪下调美国评级后，2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创近一年新高。美债吸引力下降或引发资金外流，叠加特朗普减税法案可能增加3.8万亿美元赤字，市场担忧加剧，甚至有了“卖出美国”的呼声。

误导性观点

我们先从穆迪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这件事说起吧。

穆迪此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建立在对公共债务的一种常见但最终被证明存在问题的理解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断上升，预示着偿债危机即将到来。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逻辑被应用于货币使用者（如家庭、企业或欧元区的各成员国政府）时是合理的，但应用于像美国联邦政府这样的主权货币发行者时就站不住脚了。美国不可能“花光”美元，因为其发行的货币本身就是其债务的计价货币。美国财政部所谓的“借款”与家庭借款完全不同；正相反，这其实是一种货币操作，旨在管理利率，并为投资者的资产提供安全保障。你无法借用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然而，穆迪下调美国评级的举措，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财政赤字和债务上限问题的担忧。各类评论人士纷纷警告称，美国“正在超支消费”，在透支未来资金，并且存在最终导致财政崩溃的风险。其言下之意十分明确：就像任何理性的家庭都会做的那样，美国政府需要勒紧裤腰带。

这种观点再熟悉不过了，仿佛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其实它是错误的，而且错得相当离谱。真正的问题并非那些理解法定货币实际运作方式者的财政失责，而在于仍沿用过时比喻者的知识失责——他们将发行货币的政府视同家庭或企业般对待。更糟糕的是，这些过时的思维方式不仅错得离谱，还助长了其拥护者所声称要反对的那种挥霍浪费行为。

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释放了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危险信号

法定货币现实主义

让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事实说起：美国联邦政府其实是凭空创造出了其支出所需的资金。美国国会拨出的每一笔支出款项，都会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账户余额的方式注入到经济中。无需事先征税或举债，不存在金本位制、固定汇率，也没有对美元发行数量的任何操作限制。发行上限并非是资不抵债，而是实际的资源限制以及通货膨胀。后面我还会详细阐述这些内容。

这种对美元的理解并不激进，在实际操作层面，这就是现实，并且已经得到了英格兰银行、德国联邦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银行业的认可，也被维尔纳（Werner）等人的详细论述所证实。从19世纪末开始，经济思想家们至少就已经意识到金融机构是在凭空创造货币，而伯克利（Berkeley）等人最近对英国创造新货币的操作方法和机制也进行了详细研究。

曾撰写《债务：5000年的历程》（Debt:The First 5,000 Years）的历史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经济史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都指出，货币源自信用，信用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相反。换句话说，不论其形式如何，货币都是凭空产生的。对于那些对货币内生性的历史证据感兴趣的人，或许可以参考路易-菲利普·罗尚（Louis-Philippe Rochon）和塞尔吉奥·罗西（Sergio Rossi）2013年发表的论文《内生货币：进化论的观点与革命论的观点》（Endogenous money: the evolutionary versus revolutionary views），这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然而，尽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已经承认，研究学者和历史学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专家们仍坚持认为，政府支出必须通过税收或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他们警告称，债务负担正日益加重，利息成本也在不断攀升，仿佛美国政府有一天会耗尽美元储备。然而，美国政府自身能够凭空创造的恰恰只有美元。

这种虚构的说辞如果说有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也许能起到约束政府开支的作用。但正如提高债务上限这一周期性的闹剧所表明的那样，它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所谓的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完全只是政治手段。它不过是形式上的较量，很少能限制政府的实际开支，也极少能促使人们对政府开支的优先级进行冷静的评估。相反，这些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只是为随意的紧缩政策、累进的税收政策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提供了遮羞布，这种做法必将导致美国社会的崩溃以及全球价值流动不稳定的加剧。

事实上，对财政支出进行限制的这种观念往往会促使人们做出更不理智的行为。因为这场辩论所围绕的都是抽象的财政限制，而非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就使得财政政策与诸如充分就业、生产性投资、提高住房负担能力（减少无家可归现象）、提高教育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减少药物过量致死率以及加强生态可持续性等实质性经济社会目标相脱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仍然认为必须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的人，恰恰是那些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大力鼓吹采取鲁莽财政政策的人。只要能通过举债或削减开支来“弥补资金缺口”，无休止的战争、企业减税以及刺激资产增长的计划就都能以这种方式顺利通过，无需接受任何审查。与此同时，对医疗、住房、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或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却被视为财政上无法承受而遭到拒绝。

然而，尽管存在种种所谓的财政限制措施，美国的财政赤字却仍在不断扩大，债务也在不断增加。美国政府并未对开支加以约束，反而把资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倘若美国没有因廉价的中国商品、全球工资低迷以及供应链金融化经历几十年的进口型通缩，这一框架早就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借款行为，而是美国政府提供给私营部门的一个金融工具，是为人们提供存放储蓄、获取利息以及管理投资组合的手段。如果美国不能以但如果美国无法以其本币违约，那么评级下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并不在于财政方面的计算结果，而在于地缘政治的转变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

债券从来都不是约束因素

这就引出了有关“把发行政府债券作为财政刹车机制”的谬论。

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能够抑制美国政策性开支的过度扩张。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国债是全球范围内的无风险资产，或者相对于其他所有资产而言是近乎无风险的。美国国债从来都不是负担，一直都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公司以及世界各地投资者所青睐的财富保值手段。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债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金融工具，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美国发行国债并非是为了筹集资金。相反，其目的是为美元持有者提供一种安全且流动性强的资产。从操作层面来看，美国国债的发售只是将一种政府债务（银行准备金）转换为另一种有息证券。美国发行国债更多地是属于货币范畴，而非财政范畴。也就是说，发行国债是美国管理利率和流动性的一种手段，而非为支出融资。

美国国债绝非世界的负担，相反，它一直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其作用在于：

· 为跨市场资产定价提供无风险基准；

· 回购市场中的抵押品，有助于提高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 为外国中央银行提供预留资金，以确保货币的稳定；

· 为寻求资本保值的机构投资者和保险公司提供安全避险资产。

对于这些国债的持有者而言，美国政府的“债务”实际上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产。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不仅仅是金融性的，更是系统性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深度和流动性是美国国债成为全球金融架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发行国债来“填补”财政赤字，本质上是一种资产组合的重新调整，即储备余额（美联储的无息负债）被换成了证券（美国财政部的有息负债）。私营部门获得了具有收益的金融工具；而美联储则改变了货币基础的构成。但实际上并没有施加任何实际的限制，不存在挤出效应，也没有被迫的紧缩措施。它只是一种会计操作。

如果一级市场的需求出现下滑（比如由于政治混乱、评级下调或美元贬值等原因所致），美联储将做好准备应对。这并非猜测，而是有先例可循。

在2008年、2020年，甚至在2023年这种情况更为微妙的情况下，美联储都曾展现出愿意作为最后买家介入市场的意愿，在市场功能出现困境时收购国债。美联储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利率受控、确保流动性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并不是在“为政府提供资金”。事实上，在2025年5月12日开始的那一周，美联储悄悄购入了463亿美元的国债。

美联储不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唯一原因，通常是出于自身设定的法律限制：1939年颁布的禁止直接货币化政策。然而，这只是一种制度选择，而非经济需求。美联储能够并且确实在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间接支持国债市场。

事实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比传统理论所承认的要模糊得多。甚至就连美联储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法律禁令，也只是一个政策产物，而非结构性的必然要求。当市场出现波动（无论是2008年还是2020年），美联储都会介入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表明不会让债券发行破坏更广泛的政策目标。这使得“市场纪律”这一概念显得愈发空洞了。

如果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发行在一级市场上的需求出现下降，无论这种需求下降是由于评级下调还是由于政治混乱所导致，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再次采取干预措施（显性的措施或隐性的措施），就像它在2025年5月中旬所做的那样。这表明债券市场获得了支撑。它并非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管理的机制。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债券发行从来都不是对支出的实际限制，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它巧妙地让人们把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