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调研，因为它是最常用的机制；即使在群众路线提法销声匿迹的年代里，调研的传统依然持续，只是频率较低、深入不够。[64]随着群众路线的复归，对调研的重视程度也大大加强，“调研”的百度指数攀升便是明证（见图6）。

在提出群众路线以前，毛泽东已极度重视调研，并身体力行。他于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过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井冈山时期，他又进行过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调查、分青和出租问题调查、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有关两个初期的土地法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65]成为中共领袖后，毛泽东又反复向全党强调进行调研的重要性。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于1941年做出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6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两次要求“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67]，一次是在1956年前后[68]，另一次是在60年代初[69]。

十八大选出的新班子带头人习近平在身体力行调研方面也堪称典范。不管在哪里工作，从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河北省正定县委，再到厦门市委、宁德地委、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上海市委，一直到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都勤于调研。2002年10月，刚到浙江走马上任，习近平便展开了密集调研，头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占工作的一半左右；头九个月，他已跑了90个县、市、区中的69个；[70]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71]五年间，其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山山水水。[72]2007年3月27日，他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几天以后，他便于3月31日开始对浦东展开第一次专题调研；其后，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就把上海市19个区县调研了一遍。[73]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74]在十八大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依然坚持到基层进行调研。[75]不仅习近平是这样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历届常委们也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76]

与由学者或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相比，这里所说的决策“调研”有八个特点。

第一，调研的定位是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毛泽东看来，决策时，“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77]哪怕是选举出来的所谓“代议士”，不经调研就决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泽东建议，凡是决策，“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78]毛泽东的告诫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79]对调研后决策的要求，陈云说得更加形象：“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80]习近平完全认同对调研的这种定位，认为“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81]

第二，调研的主体主要不是秘书、顾问等辅助人员，而是决策者本人。例如，虽然毛泽东曾委托其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田家英）进行调研，[82]但他更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83]因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的”。[84]他本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曾到各地进行调研。[85]今天，下基层调研仍是中国各级第一书记的必修课与基本功。习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诫，“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86]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87]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88]

第三，调研的主题可以随时变化，但主要是对决策者负责任范围内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以及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具体到当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应的对策”；“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89]

第四，调研的对象是与决策相关的那些“能深入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90]包括“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91]更具体地说，“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92]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研对象的角色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也是调研的能动参与者。决策者应该在群众中，与群众一起展开调查、一起进行研究。

第五，调研的态度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更何况，如果不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群众就不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93]只有“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94]依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习近平的建议是，“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95]

第六，调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取民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寻求真理”。[96]对决策者而言，了解民情是为了知道该做什么，汲取民智是为了知道该怎么做。主动从老百姓那里汲取他们的智慧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体现。

第七，调研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主要是“走出去”（如访谈、蹲点）与“请进来”（如座谈会）两大类。“走出去”是指，“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请进来”是指，“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97]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关键是要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98]“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有选择地开展蹲点调研，解剖“麻雀”。蹲点调研“要注意选择问题多、困难大、矛盾集中，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开展蹲点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99]当然，调研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坚持传统方式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100]

第八，调查与研究并举。调查的作用是对某一现象或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把握一手经验材料；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101]调查与研究并举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用陈云的话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02]“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103]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104]没有认真的研究，调查就等于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终将会被弃置的材料。“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105]

由上述八个特征可以看出，调研体现的正是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调研到决策的过程正好回答了有关代表的四个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近年来，笔者与合作者进行了两项有关中国政府决策模式的研究，一项是关于中国医改决策过程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中国《十二五规划》形成过程的研究。它们都清楚地表明，调研是中国决策模式的最大特色。[106]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中国的政治过程确实践行着代表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