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绍光】

一、前言

过去二十多年，有两种世界观一直针锋相对。

第一种世界观体现在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口头禅里：“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撒切尔在其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次，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断言：“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1]

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不少人不再使用“别无选择”、“历史终结”之类的说辞，但他们依然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明天。

第二种世界观体现在反思全球化运动使用的两个口号里：“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One no， many yeses）[2]；“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3]。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

David McNall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 Winnipe: Arbeiter Ring, 2006

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首先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经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前一种世界观在这方面已处于守势。但在民主问题上，前一种世界观似乎依然坚挺。虽然西方民众普遍对竞争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信任，虽然一些西方思想家呼吁超越“选主”，倡导参与民主、协商民主、抽选代表，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西式代议制民主是当代唯一可欲与可行的民主制度，各国的不同只是代议制的不同形式。不管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执政者只能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产生。这种世界观不仅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颇有影响。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相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它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是可能的。

把西式民主称为“代议型民主”恐怕没有太多异议，但把中国的政治运作称之为“代表性民主”也许会遭到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说到中国，这些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给它的政治体制贴上一个标签：威权主义政体。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被随处乱贴，从晚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习近平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这岂不是荒唐？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由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且无法与历史上、国内外其他“威权主义”政体区隔，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包括“有活力的威权主义”、“适应性威权主义”、“参与性威权主义”、“回应性威权主义”、“高认受性威权主义”等，不一而足。这些前缀形容词听起来往往与“威权主义”相互矛盾。如果一个政治制度“有活力”，并带有“适应性”、“参与性”、“回应性”、“认受性”，把它叫做“民主”岂不是更合适吗？

本文把中国的实践定义为“代表性民主”，并将讨论：什么是代议型民主？什么是代表型民主？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各自有什么特点与优劣势？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先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起。

二、一个“悖论”？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只有领导人经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制度才会享有认受性，[4]而威权主义体制不可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大量实证调查数据表明，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的中国体制一直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

近年来，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国际公关有限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最新报告于2013年初公布。[5]这份报告发现，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比2012年上升6个百分点，达到81%，仅低于新加坡，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居第二，远高于美国的53%；就各国平均而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为48%。[6]实际上，在过去历年的爱德曼调查中，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各国中名列前茅。

不仅爱德曼的调查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不管是什么人进行调查（包括那些对前人调查充满怀疑的外国学者），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包括最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不管被调查对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最后的结果基本上大同小异，即中国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高度的信任感。[7]现在，在熟悉调查数据的学者圈里，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例如，在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中，约翰·杰姆斯·肯尼迪的归纳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所有旨在检验民众对中共看法的调查都显示，七成以上的调查对象支持中央政府与共产党领导。无论调查的提问方式如何变化，结果全都一样”。[8]又如，2010年，布鲁斯·吉利与海克·霍尔比格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总结道：“虽然关于中共政权稳固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具有广泛共识的是，中国的现今政权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相对强有力的支持”。[9]2010年以后进行的研究全都得出与这两位学者毫无二致的结论。[10]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概述上述现象：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受人民拥护的程度比很多“民主”体制高得多；或一个受人民拥护程度如此之高的体制却被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无论怎么概述，看起来都是矛盾的。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那些不愿放弃“威权主义”帽子的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说辞。据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高压手段加意识形态灌输；改革开放以后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11]总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高不是因为其体制好，而是因为暂时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他们的潜台词是，不管中国民众现在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多高，这个威权主义体制终归是难以持久的。

然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这些貌似合理的说辞其实毫无根据。在分析“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说法的解释力并不像西方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期待的那么强。没有任何扎实的证据表明，中国政权的民意基础高度或完全依赖其耀眼的经济表现，或依赖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控”。[12]同样，在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留美学者唐文芳及其美国合作者也批驳了上述种种说辞，认为它们统统站不住脚。[13]

要摆脱上述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摘掉“威权主义”的有色眼镜，中国体制认受性高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它反映在三方面：第一，从需方看，中国人总体而言更偏好代表型民主（或实质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或形式民主）；第二，从供方看，中国已发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与运作方式；第三，从效果看，代表型民主的实践使得中国的党国体制能较好地回应社会需求。简而言之，中国体制之所以认受性高，是因为中国践行了一种符合本国民众心愿的新型民主——代表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