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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俄武官王海运教授:中俄关系很重要,舆论引导要加强
最后更新: 2020-07-10 14:24:08现在讲第二个大问题,中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基础。
中俄关系在我们战略全局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价值,那么有没有加以利用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战略基础。从各种影响因素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基础相当坚实。
首先,如前所述,中俄关系对于两国具有多方面的战略价值,为两国建立与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基础。
其次,中俄关系的既有发展具有高水平,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奠定了现实条件基础。
请大家回顾一下近二三十年的中俄关系。从俄罗斯宣布独立建国伊始,中俄即建立起正常国家关系。此后短短二十多年,两国关系接连迈上几个台阶:1994年由“睦邻友好国家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从实践看,在过去这些年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间的战略协作日益紧密、国际影响日益扩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两国更是相互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虽然任何两国对待国际问题的立场与风格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中俄做到了及时磋商、及时协调,努力保持一致。不仅战略协作,而且务实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人文合作都在广泛展开。不论是协议宣言、国际战略互动、共同纪念二战胜利,还是经贸合作、能源合作、军技合作、联合军演、发展战略对接,都搞得有声有色。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仅元首会见每年就多达5、6次,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两国元首新任和年度外访的首选地。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中俄关系从未发生大的磕绊、大的波折,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两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都非常少见。
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这里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这些合作机制务实高效,对于消除战略互疑、增强战略互信,消除利益分歧、深化互利合作,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大作用。2001年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每隔5年续订的落实纲要,对于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其三,国际风云的变幻的巨大助推作用。
中俄两国愈走愈近,一定意义上讲与国际风云的助推作用密切相关。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看,在今后几十年里这种助推作用不可能实质性减弱。
冷战中后期前苏联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导致其腹背受敌、国力衰弱。俄罗斯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正因为此,俄罗斯独立建国初期,虽然对内搞全盘西化改革、对外搞“一边倒”亲西方外交,但是从高层到精英层仍然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西方咄咄逼人的对俄遏制战略,令俄产生严重安全危机感,逼使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支头渐渐抬起,成为叶利钦主动提议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背景。
进入新世纪,亦即普京时代,随着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恢复日见成效,“建设强大俄罗斯”成为俄上上下下的强烈诉求,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矛盾因此而日益激化。在发展道路上,普京提出“可控市场经济”,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拉开了距离。在意识形态领域,普京推出“主权民主”,被西方视为专制独裁。西方接连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各领域冲突日益增多,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互动性被重新激活,俄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热情不断增高。
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撕破了面皮”、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俄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西对抗性质十分严重,可以说是冷战后俄西之间发生的性质最为严重的地缘战略对抗。这种对抗引发了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了东方、推向了中国。
回顾新俄罗斯建国以来二十几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国际风云的变幻推动着俄罗斯一步步疏远西方、走向东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及西方大国遏俄弱俄的冷战思维,是俄西关系愈走愈远、俄中关系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动因素。
世界已经进入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一方面美国霸权加速衰落,另一方面其他力量中心尚处在凝聚过程之中,国际秩序极易混乱无序。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国际秩序的大调整,必将促使处境相似、利益相近、理念相通的两个大国进一步相互靠拢,两国间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必将在广度上日益扩展、内涵上日益丰富、成效上日益显著。
从以上阐释可以看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及可持续深化的前景。那种所谓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性联盟”、两国必将重归对抗的预测别有用心,那种抓住两国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分歧“唱衰”中俄关系的滥调不足为凭。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充足理由充满信心。当然,两国关系发展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性因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努力予以消除。
第三个问题,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路径。
鉴于俄罗斯因素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中俄关系发展具有坚实的战略基础,我国面临美日联手围堵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我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俄急欲向我靠拢的重要机遇,将中俄关系推向“新阶段”。
一是确定更高的对俄关系战略目标。
中央关于大力深化对俄关系、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的战略决策高瞻远瞩。对俄关系应当“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需要搞好对俄战略顶层设计,确立更加富有进取精神的对俄关系战略目标。
从现实可能及我国战略需要考虑,我主张将今后一个时期对俄关系的战略目标设定为:破解美日战略围堵、建设北部安全稳定带的重要战略依托;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地缘战略纵深;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集结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重要支点国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
也就是说,要争取在应对美国战略围堵上与俄背靠背,在应对美日在南海、东海和乌克兰制造麻烦问题上与俄互为犄角、相互策应,使美国难以两端兼顾、不敢肆意妄为,减轻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对我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在关系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构建新型国际秩序问题上、集结新兴力量问题上共同发力,争取尽早形成反霸统一阵线;充分利用两国在地缘战略、发展机遇、发展要素等方面的互补优势,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促进两国经济、国防实力的共同增强。这些目标虽然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实现,但是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条件积极予以推进。
二是坚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
在美国拉帮结伙、强化同盟体系,“铁了心”要遏制我国和平崛起、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严峻形势下,中俄都不应单打独斗,而应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协作伙伴”,进行更加紧密的“战略协同”。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暂不与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中俄结成军事同盟,既缺少必要的条件又可能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中俄均未面临来自强敌的现实战争威胁,均缺少强烈的结盟愿望;要结成军事同盟,两国均需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局部改变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难以做到;鉴于中苏结盟不平等的历史教训,中俄结盟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俄抛弃大国主义、主导权追求、势力范围思维,而目前尚无现实可能;俄对我综合实力超越俄一时难以适应、担心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亦是其与我结盟的重大心理障碍;俄已拥有由其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一准军事同盟,中俄结盟后如何处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也是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中俄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俄结盟与此战略目标存在矛盾,事实上也不存在中俄共组一极的可能性;中俄结盟必然引起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弹,很可能引发中美全面对抗,恶化我们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中俄结盟即使再拉上几个中小国家,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也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中俄同盟作为弱势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可能面临更大战略困境;结盟思维说到底是种冷战思维、对抗思维,不符合时代潮流及我国的一贯主张。
还应看到,在现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中俄关系仍然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协作”一词为叶利钦亲自添加,系俄军语“协同动作”,其要求远高于“合作”。“协同动作”的内涵是,“按照目标、任务、地点、时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目前看,中俄关系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新阶段推动两国关系的深化,应当在“战略协作”上下足功夫;在两国安全与发展问题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采取更多、更具实质性的“协调一致的行动”。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前景,可以用“准同盟关系”或者“统一阵线”来描述。“准同盟关系”亦即“非军事性战略同盟”、“非正式结盟的盟友关系”,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协作。“统一阵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致胜的一大法宝,在当今时代、在复杂严峻的国际斗争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不仅要与俄罗斯联手反霸,而且要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形成反对霸权秩序、推进新型国际秩序的“统一阵线”。
三是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中俄关系既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也具有特殊复杂性。
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所有大国都有着有别于其他大国的战略文化。俄罗斯作为沙俄帝国和苏联超级大国的继承者,在战略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在任何合作中对主导权的执着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关系理念、对国家欧洲属性的认同及对融入欧洲的执着、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等等,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必然影响到战略思维和战略运筹,进而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
历史遗留的恩恩怨怨。在中俄关系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里是俄强我弱。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是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虽然曾经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曾经给予中国某些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虽然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边界问题得以解决,但是留在中国人心中的阴影并未完全驱散。从俄罗斯方面讲,其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抗苏,也很难完全释怀。这些历史恩怨不可能不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深层次障碍。
战略互疑的存在。笔者10年前曾经撰文谈及俄罗斯的对华战略思维,用了8个字来概括——看重、借重、怀疑、防范。今天的俄罗斯,从高层精英到多数民众,对华基本心态可以说“更加看重、更希望借重,疑虑依然难消、防范依然存在”。其突出表现是“中国威胁论”仍在广泛流传且不断花样翻新,其中“中俄力量对比失衡论”最具有深层次影响。中国崛起势头太猛,经济实力已经数倍于俄罗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向全球包括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扩展,军事实力也在快速增强。而俄罗斯却发展缓慢,与中国的差距愈拉愈大。俄罗斯人担心强大后的中国不能将俄作为大国对待,更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重算历史旧账”、“重提领土要求”,或者通过“静悄悄的人口扩张”、“经济扩张”将远东变成为中国的“附庸”。于是,“中国领土要求论”、“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原材料附庸论”在俄持续发酵。虽然普京总统及越来越多的高层精英,出于战略大局考虑努力淡化这些与事实严重相悖的荒谬理论,但是总体看俄上上下下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不放心仍然广泛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对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从我国看,在广大民众中,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短时间内也难以消除,对俄罗斯强大后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担忧相当普遍。
外交运筹上的非协调性。集中表现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两国都把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甚至要求中俄、俄中关系服从对美关系。俄罗斯知识精英中大西洋主义长时间占据上风,在俄独立建国初期更是左右了俄的外交取向,包括普京总统都曾强烈主张“融入欧洲”,直至近年俄西交恶后才有所降温。在我国某些政府部门及国际问题专家中,特别是长期受到美国思想灌输、在美国有着重要利益的精英群体中,“对美关系高于一切”的主张更是大行其道。上述情况不可能不影响到中俄关系的发展:两国都对对方与美国的交往非常敏感,担心对方与美做交易、损害己方利益;前些年俄方特别不满我在抵制美国霸权问题上“韬光养晦”,认为我在“把俄作为对美挡箭牌”;最近几年中国被逼上应对美国霸权压力的前沿,所谓“俄应在中美博弈中做精明的猴子”的主张在俄部分精英中很受欣赏;尽管乌克兰危机打破了俄精英们的此种幻想,但是推动俄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势力依然强大,俄精英对于“中美共治”、贬损俄大国地位的警惕始终难消。此外,俄对中国扩大在中亚的经济政治影响非常担忧,尽管俄需要利用中国抵御美国等西方势力挤占俄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同时也警惕中国在中亚坐大,因而在上合组织建设问题上特别是经济合作领域时常采取消极姿态。由于不同利益、不同担忧的客观存在,中国在俄格冲突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支持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采取了既侧面助俄又避免被拖下水的谨慎做法,也令俄某些人有所不满。
外部势力的挑拨及两国亲西方势力的干扰。中俄联手合作,对于竭力维护全球霸权的美国及谋求东亚霸主地位的日本都是巨大的战略挑战,美日遂成为中俄关系最起劲的挑拨者。他们利用国际话语霸权,极力宣扬中俄战略利益严重相悖、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联盟”,宣传俄罗斯“走向东方”迟早会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预测中俄早早晚晚要走向对抗。他们利用中俄间任何意见分歧和行动不协调,极力“唱衰”中俄关系。他们绘形绘色地渲染两国关系中的负面记忆,极力引导两国民意相互敌视。两国国内不时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干扰源。
中俄关系中的上述障碍性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不可小视的挑战,两国都必须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为此,需要加强多渠道坦诚沟通、努力增强战略互信。
四是积极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和军事安全领域战略合作。
应充分利用俄罗斯加强对华合作的空前热情,充分发挥两国间的独特互补优势,打造多领域“战略合作同盟”,争取形成“利益共同体”,既促进共同发展,又获取俄各种战略资源,同时为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夯实物质基础。重点是能源、高科技、互联互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可考虑通过配合俄加强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协助俄“再工业化”、支持俄远东开发,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俄发展战略的接轨互动。
军事安全合作在国家关系中最具实质性、标志性、带动性,对于增信释疑、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促进务实合作意义重大。可考虑两军建立“特殊友军关系”,增大军事战略方针、战略计划方面的相互透明度,加强战略预警和反导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推动签署两国军事力量部署“背靠背”、军事演习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的专门协议;开展作战理论和军事改革经验交流,借鉴俄军多年以北约为假想敌的军队建设经验。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应着眼于实现两国“优势互补、融合创新”,推动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以争取两国高新武器装备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打破美欧的军事技术优势。在俄加强太平洋舰队部署问题上,我也有必要予俄以适当协助,以增强其对日美强化军事同盟的对冲和牵制作用。另外,通过情报交换、经验交流,深化防范“颜色革命”合作,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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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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