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香港23条立法在香港回归27年后完成，其历史意义、政治意义、法治意义甚至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23条立法具有政治象征性，是中西方在港综合影响力的博弈焦点之一。2003年立法挫折，是“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的时代挫折，是中国综合实力有限性的时代印记。2024年立法成功，是新时代“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的时代成就，是中国综合实力结构性壮大的里程碑。

23条立法是科学、民主与时代化的良法，有效兼容、衔接和补充了上位国安法规范、本地涉国安条款以及普通法世界的国安法经验，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法治里程碑。这一立法必然遭受本土势力和美西方的政治批判甚至制裁干预，但这无损于立法的正当性和香港法治与发展前景。23条立法统筹发展与安全，为香港打下更坚实法治基础，对香港繁荣稳定、由治及兴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意义。

作为“一国两制”与港澳基本法研究的一线学者，我接受观察者网约请与委托，组织内地与港澳台青年学者就23条立法的政治、法治、文化与国际化的多层面问题进行笔谈交流，以学术分析为主调，以思想碰撞和政策关怀为互动方式，对新法进行解说，对香港由治及兴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进行制度把脉和政策建言。（田飞龙，2024年3月22日于民大办公室）

3月19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图片来源：新华社

23条立法是香港由治及兴的法治里程碑

田飞龙（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香港23条立法延宕太久，一波三折，在2024年初以高质量、高效率方式完成，从结构上弥补香港在国家安全上的法律漏洞，从政治上进一步挤压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破坏活动空间，从法律上兼容、衔接和有效补充香港国安法及本地法例，并通过大量研究、借鉴和转化普通法适用地区国安立法与判例经验，实现与普通法体系的法理和制度沟通。本次23条立法因其科学性、民主性和制度规范的“普通法”属性，而成为香港回归以来本地立法史上的一个典范，成为香港法治进程的里程碑。

23条立法可视为香港政治与法治进程的“硬核议题”，自2003年立法受挫后，历届特区政府对此议题都有所忌惮，虽声称肩负宪制性责任，但缺乏政治意愿和能力实际重启和完成。23条立法完成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一，中央层面的立法加持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亦即若无先期制定的香港国安法，本次23条立法仍然很难闯关；其二，“爱国者治港”之管治体系与社会政治基础的结构性巩固和优化，因缺乏社会支持和民意共识度，23条立法很可能半途而废；其三，对外部干预的有效排除，这一排除当然与大变局及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有关，美西方的代理人网络遭到法律压制，干预行为受到制约，话语权和煽动力出现短板。故23条立法成功本身就是“一国两制”制度安全与中央管治权实效性、高度自治权自主性的体现，是“爱国者治港”综合实力与效能的体现。

2024年3月19日是个标志性时刻，立法会全票通过法律草案。“全票”既是爱国者立法会政治本质的体现，也是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极高共识度与支持度的 体现。立法审议过程也提出了数十项修正案，甚至有较为激烈的辩论，但没有出现2019年之前立法会中的那种“恶意拉布”，没有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敌意和立法阻挠。完善选举制度后，行政立法关系得到结构性改善，制约博弈焦点从政治阻挠转向良性的政策理性辩论，这是香港民主文化与民主过程回归理性的重要标志。

3月23日是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性时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生效，成为香港特区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香港国安法构成完整的国安法网，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根基得到进一步巩固，香港法治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增强。23条立法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里程碑，也是“爱国者治港”的里程碑，更是中国与西方文明、制度竞争的里程碑。23条立法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香港平台的文明综合实力的展现。

对23条立法的本地民意接受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接受，是一个复杂的事件与过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从西方影响力主导到中国影响力主导，从普选民主的议题聚焦到国家安全的议题聚焦，从“颜色革命”基地的西式建构到“爱国者治港”的本位建设，从“仰视”西方的价值与制度偏差到“平视”西方的身份与意义的重构，从“殖民史观”叠加“本土史观”的高度对抗性政治到“爱国爱港史观”叠加“融合发展史观”的良性互动性政治，香港的文化与制度跨度不可谓不大。这样剧烈的文化与制度变迁，必然带来人心与认同的震荡，以及西方体系的反弹甚至打压。

爱国者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背景，面对的是香港西化历史中沉淀的西方价值观与西方代理人精英网络，23条立法无论在2003年还是在2024年都是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政治象征物和法律标识物。2003年立法受挫，其深层次含义在于爱国者及中国文明与政治力量不占主导，香港尽管回归，仍是西方影响力的场子，但2024年立法成功，则证明了爱国者与中国人主场时代的到来。这是中国民族复兴与世界体系权力结构性转移的一个缩影。

对23条立法的各种形式的批评，并无新意，是西方体系的本能反应，也是本土势力的政治幽怨。香港的本土派并不习惯，更不接受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本地的爱国者治港，他们为了拒绝这一前途进行了两场香港历史上空前高涨的社会运动，即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修例风波。两场运动根源于对国家权力介入的恐惧和对香港政治演变方向的焦虑，他们仅仅聚焦本土价值和本土普选，坚决拒绝思考和承担任何形式的国家安全义务，对国家缺乏底线忠诚和认同将他们引向了极端对抗的深渊。他们放纵且滥用了香港基本法赋予的自由以及中央权力高度节制给出的政治空间，他们突破了国家安全的底线和“一国两制”的政治极限。

2020年以来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建设，即香港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区议会改革、爱国者治港系列政策改革，以及本次23条立法，都是在清晰勘定“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边界以及爱国者治港的具体制度形态。如今23条立法通过，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国家成文法和普通法，整合本地涉国安法例条文，一体考量和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大量引入普通法国家最新立法和判例经验，这些严丝合缝的立法大动作，要建立的正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长期制度安排基础，也是为香港营商环境、自由权利、民主运行、文化改良、社会和谐提供可依赖的安全基础。如果没有23条立法的周全保障，香港发展的制度风险点和冲突点仍然难以消除，且可能落后于世界多数司法管辖区的国安法制。有力23条立法，香港法治与发展才能从此高瞻远瞩，行稳致远。

立法已经通过，香港迈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普法工作不容忽视，因香港民众、外国投资者、国际社会对该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影响及威力还存在太多的误解或不利猜测，需要足够权威和可持续的法律资讯与普法沟通来释疑解惑。应对美西方非法干预制裁的心理建设和反制工具准备也不容忽视。美国的《香港政策法》最新年报即将公布，美国涉港制裁的《香港制裁法案》《香港经贸代表处认证法案》箭在弦上，美西方还可能酝酿并协同推出新的制裁打压香港的法案或行政措施，并在国际社会竭力污名化“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前景。这些都是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在后立法时代需要特别关切和应对的，也是中央政府需要共同面对和提供保护与支持的。

2024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关键年份，也是美国总统大选年，“香港牌”必然再次成为焦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何波动与维护，香港法治与司法独立如何保持，香港融入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如何平衡，香港政治社会的和解团结如何突破，香港民主法治体系如何展现良政善治新格局，香港经济民生如何补足“绩效合法性”并支撑港式贤能政治深化建构，这些都需要爱国者与爱香港、爱“一国两制”的各方力量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破解，打造香港美好未来。

香港国安立法不会损害自由权利

李晓兵（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对于23条立法，此前一直有声音担心会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集会自由，也有声音担忧如何定义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罪，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空间和争议都很大。这种担忧并无必要。

关于这个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是底线，那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实现是以不危害国家安全为前提，不能把这个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当成一种绝对权力。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自由和秩序之间要保持基本的平衡，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下，这种平衡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需要国家安全立法来予以明确和保障。

在实践中，如果我们能够非常游刃有余的非常成熟来解决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实际上是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发生冲突的话，那就是我们对于自由权的行使和国家安全问保障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所以只要我们对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有深刻的认识，那么这种冲突，这种矛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存在，如果出现的一定是我们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一定是我们的实践还不够成熟。我们可以通过实践中的一些典型的案例的处理来进行探索积累经验，再一个我们要在理论上深化对于自由和秩序、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要更加的理性，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成熟。

2004年，我们国家第三次修改现行宪法的时候已经把“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了，今年正好是人权入宪20周年，在人权入宪20周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刊宪生效实施，实际上就是表明，我们要尊重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原则，立法的精神是和宪法的规定一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其中总则部分也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这次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制定过程中也高度重视人权的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被作为国安条例的基本原则在前面部分予以明确规定，同时还规定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正当法律程序、一事不再理等法治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维护国家安全二者是不冲突的，国家安全立法是划定底线和红线，构建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拦网，每一个香港同胞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有了这个法律制度拦网，有了这个红线和底线，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行为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不会去主动地触碰这个红线和底线。

另外，有了这样一个法律制度拦网，有了法律上的红线和底线，实际上是为“一国两制”实践的行稳致远和香港特区的繁荣稳定保驾护航的，所以这跟人权保障之间是不存在冲突的。我们是在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下进行立法，我们也一定要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下来实施这个法律。社会上之所以存在声音说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人权之间有冲突，其中有误解误读的因素，也有故意带偏社会舆论的操作，还有就是国际上的一些反对声音，这些杂音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进行污名化、妖魔化习惯性的操作而已，可以说是居心叵测，信口雌黄，混淆视听，制造舆论，误导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