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并没有抵抗住疫情的冲击，资本市场动荡不安，有关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神话一再破灭。

观察者网就美国自由市场的历史及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法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托马斯·菲利蓬先生。此前，托马斯·菲利蓬教授的新书《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The great reversal: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由哈佛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

【采访/观察者网 武守哲】

观察者网：菲利蓬先生您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您的机会。在谈到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度的时候，您把19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的这几年设定为“转折点”。认为自此之后，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度每况愈下，垄断性越来越强。那么，为何这个时间节点出现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更晚或者更早一些？

菲利蓬：因为从1990年代末开始，情况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一系列不利于市场经济开放度的政策出现了端倪。我喜欢研究数据，只有数据才能切实挑战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

以劳动力市场为例，我们经常说上一辈的人很多都靠铁饭碗活着，很多人都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一辈子。90年代之后，新一辈年轻人要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即要为各种机遇和挑战做准备，随时准备跳槽。按照这样一种设想，那么现在美国90后出生的一批年轻人换工作的概率应该很高，但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却显示事实并不是这样。

托马斯·菲利蓬《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封面

1980和1990年代，美国每个工人平均的合约时间是3.5年，这个数字一直在攀升，目前的数据是4.5年。各种工作岗位的签约量（job turnovers）和流动率都有所下降。简单说，现在的人比以前变得更不愿意跳槽了。当我看到这些数据时，想起和我和祖父的一番对话。

他说，在1950年代的法国，各种劳工保护条款，比如失业保障金、最低工资标准、工伤诉讼等等比现在都要差的多，工人的流动性很高。我问他：“你当工人的时候是不是压力很大？”他惊奇地看着我：“没有吧，如果今天老板对我不好，那我明天早晨起来就不上班了”。这是1950年代的法国，不是2019年的美国。

单位工作的时长从1983年的3.5年上升到了2014年的4.6年（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劳工市场的变化只是1990年代末美国市场经济转向的一个显著方面，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从2000年开始，数不清的市场准入法规爆棚式的增长，客观上削弱了反托拉斯法的威力，而且从这时起，美国的政治游说集团扩张明显，他们的存在对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观察者网：中国坚持要求欧盟和美国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但在去年4月份，WTO裁决认定中国不能主张在2016年12月11日“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而且在6月份中国已暂停了围绕其市场经济地位争端的WTO处理程序。您如何看待中国在WTO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西方对中国缺乏市场自由度的指责？

菲利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在国际市场规则范围内，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在WTO目前这个体制下，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着体量最大的开放型市场，已经不再需要原有特定WTO条款的保护。现在对WTO来说，反而应该修改规则，推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商贸形势的影响很大。

2001年11月11日，多哈。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国（@新华网）

观察者网：根据您的研究，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的效力变得越来越弱，对各大巨型公司的联手垄断无能为力。而欧洲在相关领域反而做的还不错，比如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合并就被叫停了。为何欧洲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显著差异？

菲利蓬：美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消费者就在反托拉斯条规下，逐渐能享受到比欧洲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而且在20世纪中期，美国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模式，成了全世界反托拉斯法案的标杆，在1990年代，这在全球的经济学家中广泛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