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巨头阿尔斯通（Alstom）和西门子（Siemens）的例子几乎完美印证了本人的理论。2017年，德国西门子与法国阿尔斯通决定合并铁路业务，德国和法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支持。然而，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 ）及团队却认为合并会使得信号设备和高铁列车领域“竞争程度大大降低”和“剥夺消费者、列车运营商及铁路设备管理者对供应商与产品的选择权”。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 ）由始至终坚持这一立场，而欧盟委员会也于2019年2月否决了该合并提案。

2019年2月6日，欧委会委员维斯塔格否决了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合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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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却相反：反垄断的执行变得更宽松，关于市场竞争的辩论也趋意识形态化，与真实数据毫无关联。

受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监管机构对并购采取不干涉态度。该学派的中心论点是：垄断只是暂时的，高利润将会吸引更多竞争者进入市场；若某一行业利润增长而另一行业下滑，那么可预知前者会比后者吸引更多新进入者。这样的论点一直为人们所信，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约从2000年开始，美国市场的利润虚高现象便一直存在，却没有新的竞争者进入。这说明美国市场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前依靠高利润吸引新进入者进行彻底再平衡，而现在高利润却昭示着高进入壁垒，将新进入者拒绝在外。从这一角度看，芝加哥学派低估了两点：一、自由进入市场的难度；二、大企业通过各种方法将新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的意志。

然而，芝加哥学派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有些进入壁垒的确源于过度监管。在某些行业，许可证制度直接将新竞争者排除在外；在另一些行业，其法规之复杂、合规成本之高，只有实力最强的公司才负担得起。

与其跟随左右两派理论家争论监管是过度抑或不足，美国人更应该问的是：哪些监管制度能保护自由市场？哪些又提高了进入壁垒？

垄断的力量正慢慢地窒息使中产阶级窒息。从2000年到2018年，全职员工的周薪中值从575美元涨至886美元，增长54%，但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也增长了46%。也就是说，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一位典型美国职工的实际劳动年收入增长比1%的三分之一还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许多中产阶级不信任政客、认为经济体系被操纵，甚至全盘否认资本主义。

然而，中产阶级也许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导致他们收入上升停滞的主要原因是垄断寡头对消费者的压榨。通信公司和航空公司就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但高进入壁垒也带动了法务、财务和专业服务费用的上涨。而医院、医药公司的反竞争行为则是导致美国医疗费用高得离谱的主要原因。

在对美国经济垄断的研究课题当中，根据本人估算，与竞争环境健康的2000年相比，美国普通家庭在2018年消费的一篮子产品和服务成本要高出5-10%。竞争性价格能直接为每个家庭节省至少300美元的月支出，相当于全国全年家庭储蓄增加了6000亿美元。

增加竞争的好处远不止于此。竞争还能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当企业感受到来自市场竞争的威胁，就会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生产力、拉高工资。但本人的研究表明，即便在利率持续走低、利润记录再创新高、股票形势见好的形势下，包括机器设备、软件、研发、知识产权等广义上的私人投资近年来也出乎意料地低。寡头企业的利润所得并非用于再投资，而是流入企业分红、股票回购，就如经济理论所预言那样。

把这些间接影响计算在内，根据本人估算，若回到2000年前后的竞争水平，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可增长近1万亿美元 ，劳动总收入可增加近1.25万亿美元，而总利润将减少约2500亿美元。关键是，这些数字还伴随着全体人民共享的巨大效益利得与再分配，中位家庭的劳动收入将大大增加，而分红只是轻微减少。

若美国想在此领域夺回领导地位，就应铭记历史，重新学习这一给他国带来辉煌的自身经验。近来美国的法律学者、在职官员等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反垄断，但似乎仅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若要真正促进经济繁荣，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反垄断机制要面对的不仅是新兴寡头，如谷歌、Facebook，还有以医药、通信为代表的传统寡头行业。

即便存在这些可预见的挑战，对美国长期恪守的自由市场观念进行更新也是值得的。只有真正自由、高度竞争的市场才能抑制虚高利润、推动企业进行投资和创新。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已出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政策建议，但像重建自由市场一样带来超过一万亿美元劳动收入增长的，目前仍未出现。税收能进行再分配，但不能解决美国的所有问题；竞争不仅可以进行再分配，还能把市场这块蛋糕变得更大。

（本文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译者：吴淑华，华南农业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