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而言，城镇化是另一个潜在的利好因素。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中，而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平均城镇人口比例超过80%，持续且更快的城镇化迁移将增加收入和服务支出。

根据荣鼎咨询的评估，全面开放城镇基本服务将显著促进消费。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移民迁入城市后，其人均消费增长了30%；而当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后，人均消费将再增长30%。

更具体地说，即使是“资本主义至上”的美国，其社会转移支出也比中国更高。中国的所得税收入仅占其GDP的1%左右，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此外，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长期的经济提振。因为随着中国退休人口比例的上升，储蓄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将会下降。

左标题：缩小城市社会服务差距将促进消费者支出。深蓝代表城镇人口率，浅蓝代表城镇户籍人口率。右标题为：中国在家庭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远低于发达国家。图为各国在家庭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深蓝：现金，浅蓝：实物）《金融时报》

罗里·格林指出：“在东亚，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储蓄模式尤为强劲。”事实上，韩国和日本也都经历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顶峰时储蓄率达到峰值的情况。罗里·格林认为，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金字塔结构较为不均衡，可能导致其储蓄率下降更快。“即使政策改革无效，中国的储蓄率也会下降，”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标题：中国的人口轨迹可能产生较低的储蓄。浅蓝代表人口抚养比，深蓝代表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虚线代表预测的人口抚养比《金融时报》

当前，中国强调的 “新质生产力” 对提振就业和收入有着显著作用。然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却指出，仅仅依靠这一战略来刺激消费，其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要创造所需的生产力增长，并确保这些增长主要使工人受益，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根据BCA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资本支出效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这导致了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和大量亏损企业”。迈克尔·佩蒂斯表示，其他可持续提高家庭收入的方案将需要进行重大的政策改革（中国方面迄今为止对此犹豫不决）。“中国方面可以将地方政府的收入，特别是向更贫困、负债更重的家庭转移。或者，它可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继续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型或许能够支撑经济增长，不过这需要更为有针对性的投资。但如果中国政府真心希望到2035年将中国打造成“中等发达国家”，就需要释放其庞大消费群体的潜力。

标题：投资带来的增长放缓，加大了消费风险。图为资本存量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百分点）《金融时报》

虽然短期刺激计划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但对于提升长期家庭信心而言，作用并不显著。而福利（和税收）改革则能够将高额储蓄转化为实体经济支出，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最终助力构建中国成熟创新的零售生态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如今正愈发重视消费，在户籍、养老金和福利制度方面也正在推进一些循序渐进的小规模改革。随着中国现有增长战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局限性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其集中式的政策工具来刺激消费支出。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戈德曼，这位研究中国已有50多年的专家表示：“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其不意的能力，以实现其长期目标。”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消费者的处境较为艰难。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仍有待释放，并且中国自身也掌握着开启这一潜力的关键钥匙。

（原文发布在金融时报网站，原标题：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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