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重的疫情，印度虽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过疫情也使得印度对推动一些改革产生了新的热情，而那些改革正是许多观察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印度能付诸实施的。莫迪总理所属的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几个邦已经宣布将对劳动法进行全面的修改，而一直以来印度的劳动法的确使很多外国投资者深受困扰；一些邦还会推动土地审批制度改革，今后外国投资者为建设新工厂申请土地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此外，如果印度政府能够在农业领域实施早已承诺的多项改革，那么印度的农业将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印度尼西亚正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推动多项改革措施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此外，总统佐科2015年启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将有望获得进一步升级，而他推动的政府机构改革将为印尼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商业环境。除了中国、印度和印尼之外，越南和菲律宾也在着手推动多项重大改革方案的实施。

一些实施改革的国家将从全球经济的有利发展趋势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其中一个趋势便是制造业将持续从中国迁出。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助推了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不断跃升，中国工资水平的增长推动了制造业从中国迁出趋势的形成。随着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的不断蔓延，这一趋势的发展将获得加速。印度、印尼等国的商业环境正不断获得改善，从中国迁出的工厂很可能会转移至这些国家并推动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发展。

毫无疑问，后疫情时代的世界里充满了挑战。不过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推动多项战略的实施以更好地应对那些挑战，他们将抓住新的机会，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将有望带动这些国家的发展。

樊纲（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在后疫情时代，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此次新冠疫情将促使各大跨国公司重新评估自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依赖状况。在后疫情时代，外国供应链所蕴含的“风险”以及供应链多元化将成为许多全球性公司需要正视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媒体最为关注的抗疫医疗物资，还涉及几乎所有工业领域，日益复杂且极为高效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为各大跨国公司提供了各种零部件、原料、设备等生产资料。美国的去全球化努力（主要表现在与中国脱钩、孤立中国）就是美国政府面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反应。毫无疑问，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在后疫情时代进入一个调整期。

在后疫情时代，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只是把工厂搬出中国迁往别处那么简单吗？不，不会那么简单。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经济考虑）把生产线迁出中国是代价极为高昂的做法，这其中会涉及大量沉没成本。对各大跨国公司来说，更为理性的做法是制定一种“中国+1”战略，也就是在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进行投资，当中国的供应链出现问题时，此前已经做好的“备份”便可以及时补位。这种“中国+1”战略的实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耗时多年才能完成。

在另一方面，即便不是出于对中国供应链过度依赖的忧虑，许多跨国公司也会因为生产成本日益上涨而把生产线迁出中国。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正不断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在低工资、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竞争力已经大大下降了。此次新冠疫情将加速此类产业的外迁，这些工厂将从中国迁往越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将逐渐放弃上述低端产业，不再保留在那些领域的生产能力。

此外，对于许多跨国公司来说，在他们决定是否撤离中国时还需要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许多领域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将稳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即便受到美国政府“与中国脱钩”的压力，各大跨国公司还是很难忽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也会加强自身供应链的多元化。由于受到美国制裁措施或其他政策的影响，许多中国公司也希望能够在某些受制于美国的技术领域与美国实现脱钩。中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的确是非常艰难的，不过这也构成了它们加强研发、减少对外国（尤其是美国）技术依赖的动力。

我的基本看法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在后疫情时代的确将发生变化，中国制造业将向高科技含量、资本密集型转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将应用更多本土科技创新成果。为了分享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各大跨国公司将继续留在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产业链将继续以中国为中心。

前原康弘（日本证券分析师协会首席执行官）：来自日本的观点——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在世界各地将看到更多的政府干预行为

人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曾频频使用“黑天鹅”这个说法，而现在的新冠疫情是一只更大的“黑天鹅”，它将对世界各国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里，消费者寻求商品效用的最大化，而商家寻求利润的最大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能够高效地配置资源；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将发挥关键作用。然而面对极度复杂的后疫情时代，上述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将难有招架之力。为了确保社会大众的身体健康，政府将不得不对私营经济部门实施更加积极的干预。

在日本，政府呼吁民众应实践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避免在密闭空间里停留，避免大规模人员聚集，避免密切的人际接触。为了遏制疫情蔓延，政府要求人们改变以往的人际互动方式。

上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使消费者和商家双方的行为模式都发生改变。作为消费者，人们将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随意聚餐、购物、出国旅行，这意味着消费者将很难再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公司也需要改变以往的运营模式：会议将转移到网络上进行，人际接触将减少，一些员工将居家办公。不过这其中也会有许多问题。例如，制造业企业该如何实践上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呢？一切以员工的健康为优先就意味着企业将不得不放弃利润最大化的思维方式。

此外，在后疫情时代，人们还不得不应对经济学里所谓的“奈特氏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这个问题，即人们缺乏对可能结果的定量评估（与不确定性不同，风险是可以定量评估的）。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公共健康的社会成本是极高的，市场机制可能因此崩溃。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看不见的恐惧感将导致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再继续发挥作用。

许多日本家庭都因疫情陷入了困境，日本政府给每个人发放了10万日元收入补贴。当全社会都受到疫情影响的时候，从收入角度着手似乎是维护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的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做法。因此可以说，政府的触角已经伸向了此前曾被广泛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一些事务。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这场全球公共健康危机使我们保持社会凝聚力的既有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人们缺乏平等的机会，这套体制缺乏广泛的包容性”。

最后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疫情揭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为了应对此类“黑天鹅”事件，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健康，开展全球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把疫情政治化将给我们带来无法承受的恶果。

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国际清算银行今年1月曾警告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黑天鹅”事件即“绿天鹅”可能会到来。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此类事件将对人类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而且其影响将更具破坏性。未来，我们将不得不学会与各种“黑天鹅”打交道，此次新冠疫情不过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对即将到来的“绿天鹅”，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浪费了。

西蒙·奥格斯（香港DSG亚洲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新冠疫情之后的香港，不变的是什么？

虽然曾有诸多有案可查的麻烦缠身，后疫情时代的香港仍将是北京手中不可或缺的一条资金进出中国大陆的可控管道；对于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吸纳离岸人民币存款来说，香港仍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口岸；对于许多中国大陆公司来说，香港仍将是发行股票、债券以及进行股票、债券交易的重要市场。

虽然实现完全可兑换仍然遥遥无期，不过人民币作为一种可投资性日益增强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角色将继续获得巩固，这意味着香港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会相应继续上升。香港具备国际一流的金融和法律体系，同时具备有专业能力、对中国内地有深入理解而且与中国内地保持广泛联系的不可替代的充裕的人才资源。

北京即将推出的国安法当然会给香港的商业环境引入一些新的复杂因素，不过一切还要看这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细节。细节是关键。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这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细节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那些关于香港的“末日预言”都是建立在非常极端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此时我们只能说那些对香港未来的悲观预测都是缺乏根据的。

关于美国宣布将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这件事，我认为拿捏好度对各方都有好处。过于极端的做法不仅会对普通香港人造成伤害，还会对金融稳定等美国自身利益带来损失。我的基本观点是，只要国安法具体内容和实施细节的各种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不出现，只要美国把香港当作“对自身角色茫然无知的足球”（an unwitting football）加以利用去惩罚中国的做法不产生最糟糕的结果，那么香港就会在后疫情时代里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发挥其独特作用。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6月1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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