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戏仿侵犯“名誉”或“声誉”

戏仿的娱乐性往往来自它指出了甚至有意夸大了被戏仿作品的一些弱点或特点，有意无意地戏仿也会有影射，因此还必须讨论戏仿涉嫌侵犯名誉权的问题。先验地排除对有关“名誉”以及其他问题的法律思考，作为钻研一个部门法也许必要，但在司法实践中则不可能。

为了便于分析，也鉴于在中国，我把名誉暂且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人格品行，我称之为“名誉”(repuattion)；一种则是更多关涉职业能力，我称之为“声誉”或“名气”(fame，presitge)。两者都涉及他人对某人的看法和评价。但前者更多涉及对一个人“好坏”之判断，往往必须基于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因此至少在目前来看，还算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并且与名气不直接相关。而后者主要是因其能力而在职业圈内和社会上获得的知名度。一般说来，一个人可以名气很大，但未必名誉很好；尤其是在文化娱乐界，由于标准的多元和主观性，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有可能争议颇多。

如果这一划分成立，首先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无论戏仿批评、嘲讽、戏弄某些社会现象、他人还是被戏仿作品，都不应有人身侮辱，包括观众可察知的误导性或影射性地伤害他人名誉。当然，言论自由必须坚持，包括艺术表达的自由；只是这种自由必须受到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的限制。

这个问题的法律实践会非常复杂，在不同文化中也很难适用统一的标准。但仅就近年中国的戏仿而言，一个可以讨论的例子是，无论作者本意如何，电影《手机》的某些戏仿或多或少对部分观众有误导或影射之嫌疑。当然，因为既然是戏仿，受众也会有一定的警觉，不会“见到风就是雨”把，戏仿都当真。许多观众都察觉到《手机》中的电视节目《有一说一》戏仿了真实世界的电视节目《实话实说》但，至少大多数都市知识群体并不认为《手机》说的是一件真事；但是由于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时期，许多受众的欣赏水平仍然停留在“艺术模仿生活”的层面，确有不少人会把《手机》中的每个人物都一一对号入座，并因此对一些真实人物构成了一种无端的却是真实的侵害。

《手机》剧照

虽说是转型社会的艺术欣赏惯习问题；但仍然是个问题。当代中国法律其实可以且应当根据中国国情作出相应的法律回应。鉴于电影《手机》的作者和观众都从这样的戏仿中获得了不同的颇为丰厚的收益(货币、名声和娱乐)，而戏仿的成本却全部由被戏仿的、因此受伤害的对象来承担，显然有失公道。我认为，当戏仿明显侵犯他人名誉时，被侵权人可以以名誉侵权要求适当的救济。

这自然会增加文艺作品的生产成本，但这本就应当打入文艺创作的成本。这种成本也不影响宪法规定的文学艺术表达自由的权利。表达自由从来也不意味着由他人支付表达的成本，即使这个他人是一个“公众人物”。这就如同驾车人有过错撞伤了行人，法律要求前者支付赔偿并不侵犯前者财产权。

特别值得中国法律界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带来的文艺界的变化：文艺作品的生产、消费和利润分配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手机》是一部狠赚了一把的商业片；它不存在新闻报业通常可以诉诸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辩解，至少是大大弱化了。[60]而且，由于戏仿的对象是相对确定的个体，并非不确定的众人，这也便利了戏仿者的事后交易，即通过司法完成这一交易。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诉讼甚至对戏仿者本人也许是有利的，因为诉讼本身对这一戏仿也许有广告效应。

如果戏仿针对的是作品，那么即使戏仿大大将低了某作品特别是其作者的声誉，也不应当视为侵权。因为声誉不是任何人可以稳定拥有的固态财产，而是众多他人通过某人的一系列作品形成的、对其职业能力的基本看法，是积累起来的。只要有强有力的作品，就会有坚定的受众，其声誉就不会被某个戏仿摧毁；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作品，那么这种声誉又不可能通过禁止戏仿的法律或判决来维系。不错，下面我会分析，特别是电影，作者的声誉对作者的未来交易乃至未来作品的市场货币收益会有重大影响，但这种货币收益并不等于职业声誉，相反，有时可能来自对职业声誉的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