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创建的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也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即全世界志愿合作的作者共同创作）组织起来的。截至2009年，维基百科上已经有用超过260种语言编写的1400万篇文章，这些文章由大量志愿者撰写和编辑。没有人因此获得过分毫收入，但维基百科上科学词条的准确性丝毫不亚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有许多其他项目也沿着这一思路开展，包括古登堡项目（一个出版公有领域书籍电子版本的集体努力）、SETI@home项目（一项数百万家庭计算机用户的合作，通过分析电波望远镜信号以搜寻地球以外的生命体）。

这些项目的成功都应归功于互联网。互联网使得数量众多的微小贡献者能够将他们的努力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认真思考的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同行生产”（“peer production”）——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语——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潮流。本克勒注意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种更有效的集体行动实践的出现。这种集体行动实践是去中心化的，但它既不依赖于价格体系，也不依赖于协调的管理结构。”

互联网提供了完成任务的第三种方式，信息的生产不是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也不是因为权威链条的上层命令其生产，而是生产者们自己未经协调的选择的结果。在以这种组织形式为特征的世界里，财产的重要性将显著降低。

也许对财产权最引人瞩目的攻击来自于纳普斯特（Napster）软件。纳普斯特是1999年由西北大学的本科生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发布的音乐文件分享服务软件。通过允许使用者复制储存在其他用户电脑上的音乐文件，纳普斯特创造了一个海量的、世界性的共享音乐收藏库。在一年半之内，全世界的纳普斯特用户就有数千万之多。高等院校发现他们的网络里充斥着流动的音乐文件。唱片业对其未来感到担忧，它将无法销售任何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以轻易地免费获得。

纳普斯特上共享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是受著作权保护的，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纳普斯特用户使用该网站复制音乐时是在从事违法行为。然而，公众的意见显然与著作权法相左。在一个民意调查中，58%的美国人相信在线音乐分享总是或者有时是可以接受的；在对年轻人（即纳普斯特最主要的用户）的调查中，这一数字则是69%。【3】

大部分使用者认为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被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起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纳普斯特兴起的最大输家，是唱片公司和持有最流行歌曲著作权的出版公司。他们不可能起诉数以千万计的著作权侵权人。唱片产业曾经威胁到活页乐谱产业的生存，广播产业曾经威胁到唱片产业的生存，而现在文件共享则威胁到整个音乐产业的生存，因为著作权——整个产业收入的基础——看起来已经躺在它的临终床上。

2004年，当谷歌宣布其将扫描几个最大的学术图书馆的书籍时，另一个挑战来临了。该公司打算使人们可以在线获取那些已经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并允许搜索和显示仍受著作权保护的书籍中的小部分文字内容。截至2009年，该公司已经扫描了超过1000万本书籍。不同作者和出版商的反应各异。有些人欢迎这一项目，认为它提供了销售更多书籍的机会。但也有很多人反对，认为这一大规模的复制构成了史上最大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谷歌复制所有这些书籍当然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目的。该公司打算销售搜索页面的广告位。该项目的反对者认为，从书籍复制中获得的这些收益应当属于著作权人，而不是谷歌。谷歌打算放弃那些著作权人提出异议的书籍，但反对者们坚持认为，著作权法将获得许可的责任施加在谷歌身上，而不是迫使作者和出版商承担提出反对的责任。

谷歌很快发现它成为两个著作权侵权诉讼的被告，一个是由作家公会（Author’s Guild）提起的，另一个则是由几家主要出版商提起的。然而，全球性在线图书馆对很多人来说极富吸引力，而两个诉讼的结果却非常不确定，因此无法预测出版业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互联网看起来再一次侵蚀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数字时代财产饱受攻击，而从来就不缺少对其原因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财产是一个最适用于有体物的概念，而正在兴起的网络世界则是由无实体的信息所构成的。约翰·佩里·巴罗在他的《网络独立宣言》中宣称：财产“以物质为基础”， 它无法适用于网络，因为“这里没有物质”。他总结道：“知识产权法无法被修补、改进或扩张，以包含数字化的表达。我们必须发展一套全新的方法来适应这种全新的环境。”

政治科学家黛博拉·哈尔伯特（Debora Halbert）表示赞同：当价值成为思想而非实物的一个属性时，“旧的、破碎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碎片可以被弃置，并为更适于信息时代的东西所取代”。根据哈尔伯特的观点，“知识产权法是用来保护财产的，而法律的这一功能已经没有必要存在”。

另一种理论是，财产权需要有稳定的所有权客体，因此无法与电子形式的信息流动性相匹配。最早研究互联网法律后果的专家艾森·凯特什（Ethan Katsh）注意到：“没有任何东西被固定在其他东西之上，词语和图像可以被移动和编辑，可以从屏幕上取下再放回去。”即使是传统上的表达形式类别也失去了其意义。

凯特什问道：“既然数字信息是可转换的，一个按键就可以使文本转化成声音，或者将声音转化成图像，那么任何传统的指涉框架还有效吗？尽管难以想象，但如果作品不再有固定的边界，那会怎么样呢？”既然信息总是在流变中，还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拥有吗？凯特什问道：“在这种对信息的不断变换的观点中，所有权的边界充满争议。

因此，拥有或占有信息是没有价值的，电子逻辑所鼓励的使用和利用信息的机会才是有价值的。”早在1983年，当个人电脑仍是新兴事物且互联网仅为一小撮人知晓时，政治科学家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就做出了类似的判断。在一个文本总是不断被复制和修改的世界里，德·索拉·普尔预测道：“著作权的传统观念将变得过时。著作权植根于印刷技术”，在这一技术背景下文本是固定的。“电子出版并不类似于18世纪的出版作坊，而更类似于口耳相传的交流方式，而著作权从未适用于后者。”

其他人则侧重于虚拟世界复制的便利性，他们认为这将使财产的传统观念变得不可行。理查德·斯托曼评论道：“著作权制度是随着印刷技术而兴起的”， 对这一技术，大部分读者自己无法使用。“数字技术比印刷出版更具灵活性：当信息具有数字形式时，你能轻易地复制并与他人分享。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其难与著作权制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