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的红五军主力一开始就陷入了孤军无援的境地。

这场血战持续了8天，援军始终没有靠拢高台，直到20日高台沦陷。

董振堂军长等3000余名将士在弹尽粮绝中死战至最后一刻，幸存者微乎其微。

这血写的悲壮，笔者屡屡掀开，屡屡涕下。

再不忍看那座血色城堡，再不忍看那片血域黄沙。

高台沦陷，“马家军”转攻临泽

根据目前已有的史料看，西路军总部是在高台被围7天后才派出援军的。此前，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曾派人化装潜入高台，向已令人挖通地道准备突围的董振堂军长转达到总部的命令：高台是西进必经之地和重要据点，不能放弃，必须死守。

董振堂对组织决定坚决服从，再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传达上级命令，继续坚守。

西部军总部派出的援军是红八十八师一部和西路军骑兵师。他们于1月19日奉命出援高台，却在行进威狄堡（今临泽县沙河镇）西南的小海滩子附近时，遭到敌骑五师第一旅马禄部和敌第一○○师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及鲁沙尔民团的截击，在平原旷野上的红八十八师一部难以抵挡敌人骑兵集团的反复冲杀；而西路军骑兵师是仓促组建的，马匹多为征集来的犁挽用马甚至母马，长途辗转训练也少，加上众寡悬殊，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很快就解体。

战至21日，红八十八师和骑兵师伤亡400余人，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等英勇牺牲，突围而出的余部在红三十军主力接应下，被迫撤回倪家营子。

而这已经是1月21日了，高台血战已经结束了。

高台被围之后，距离最近的友军是驻扎在临泽城南的红五军三十七、四十三两个团。这是临泽附近仅有的主力部队，实际上也不到两千人，相当于两个大营。据时任红三十七团团长的饶子健回忆，他们当时只能从远远传来的枪炮声中得那里发生了战斗，却不知具体战况，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既未派人侦察联络，也没有派兵驰援的意图。

直到远在百里开外的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得悉消息并派出红八十八师一部和驻沙河堡的骑兵师一部出援那天，他才令红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红三十七团二营一个营兵力出援。然而为时已晚，饶子健行至途中才从老乡口中得知，高台已陷……

而他们自己也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土围子中，21日才得以脱围而出。

同一天，“马家军”的围攻重点转向临泽——唇亡齿寒，临泽也呈孤立无援状了。

秦基伟将军在《苦战临泽》一文回忆：

我们机关缺乏战斗力，驻在城里，掩护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驻下，便得到五军在高台被反动的马家军包围的消息。接着，我们和掩护我们的部队，也被突然赶来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再把我们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我们的目的。

秦基伟的判断是对的，“马家军”打的就是这个主意：“马家军”不光是把高台、临泽与沙河堡、倪家营子的主力分割包围，现在还把临泽城与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两个团也分割包围了。而负责掩护城内机关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实际上也应该是临泽保卫战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对此是没有准备和预先部署的，从而让“马家军”有隙可乘。

而西路军从高台到倪家营子呈一字长蛇而首尾难顾的布局，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孤城血战，妇弱疲兵苦斗骄兵悍将

临泽城真正成了一座孤城！

当时驻在临泽城内的是总供应部部长郑义斋率领的后勤、辎重、修械、总卫生部医院及妇女独立团一部共1200余人，其中只有总供给部警卫连属于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战斗人员，其他多为老弱妇幼。而郑义斋部长是个擅长理财的“红色财主”，却不谙军事，实际承担守城指挥责任的是总部四局任科长的秦基伟，他在鄂豫皖苏区时就在少共国际团当过连长，通南巴苏区时当过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军事素质好，也富有战斗经验。

据秦基伟回忆，城内唯一的“重武器”——一挺轻机枪，就抱在他手中。

目前关于临泽之战的回忆史料，除了秦基伟《苦战临泽》和饶子健的《三十七团增援高台记》外，还有原妇女独立团卫生员王明超《临泽防御战》、原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任道先《忆临泽保卫战》和原妇女独立团战士李文英《艰苦的岁月》等几篇短文。这些短文都从各自的视野和局部复原了那场悲壮的血战，比较一致的陈述是：临泽城内，没有红五军的三十七、四十三团等主力部队，这两个团都驻扎在城外。

这两个团在守城战斗的所起的作用，原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任道先有如下回忆：

（守城）正在危急时刻，突然城外处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城下的敌人纷纷败退，城上的敌人也慌慌张张地从梯子上往下溜，原来，我们的援兵来了，驻在刘家墩等处的红五军的同志们来援助我们了！我们看到了援兵，士气大增，对登上城头的敌人展开反击，很快就把敌人消灭了，红五军也把城外的敌人打跑了。

这与秦基伟的回忆是吻合的，这应该是在守城的第二天——1月22日：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便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拚命地轰击城墙，烟雾和尘土笼罩着全城。几分钟后，敌人把城墙的胸墙轰开了一个口子，接着便抬着梯子，挥舞着马刀，“冲呀！”、“杀呀！”地喊叫着，成营成团地向城墙涌来。我们集中起所有的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也紧跟着劈头盖脑地向敌人砸去。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抬起了梯子涌上来，但是立刻又被乱砖乱石砸回去。乱石、砖头和敌人的尸体几乎把城外附近的地皮盖满了。

战斗继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加，我们的手榴弹、砖头、石块也在减少。但是，前面的同志倒下了，立刻就有人补上来；砖头石块打光了，立刻就有女同志抬上来。这时，驻在城外掩护我们的部队，打退了敌人向他们的进攻之后，又向攻城的敌人出击了。敌人的攻城部队经不住我们里外夹击，慌乱了，他们互相践踏着、拥挤着，溃退了。

砖头瓦块PK山炮机枪。这仗打得有多么残酷，已勿需赘言。

这一天，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可能已经接到西路军总部掩护临泽城内的机关突围靠拢主力的电令，红五军部队这是来接应城内总供机关人员突围的。此前，他们自己也处在被敌分割包围之中，虽近在咫尺，且有对进攻包围临泽之敌有牵制分散之作用，与城内守军的顽强固守也有事实上的呼应之势，但却难以有效地互联互动，配合作战。

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这一时期，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与西路军总部首长往来文电未见披露，也难以寻觅，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他这个本应是临泽保卫战最高指挥员的指挥责任，是如何担负并践行实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前的两天半里，临泽城的秦基伟等人，基本上是靠“红色战士高度的政治觉悟”，立足于现有条件并根据实际战况，自主地指挥守城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