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当院线下映后，会上线网络版或电视版吗？

宋坤儒导演：很多人都在问我说会不会有网络版，特别真实的告诉大家，目前没有，但是如果说，未来更多人想看到网络版，一定可能是会有的。

但是有一点，网络版跟院线版一定不一样，因为院线版是完全针对院线这个环境打造的。首先，网络版一定会做大量的删减，现在的片子是98分钟，根据网络的特性和现代人独自观影习惯，一定会把这片子做得很短，可能有大量你在院线看到的东西，在网络版就看不到了。

第二，可能会更改一个新结构。在院线，我们给观众呈现的是一个浸入式的感觉。在网络版的情况下，你独自观影，很难用一个巨大的声音跟影像的魅力，让你沉浸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变方式了。院线里面我们有很多留白，很多情绪的疏解，很多打断的镜头，我们就可以这样做，长时间沉默让人感受到背后力量。但如果在网络上，假设我们用一个手机，他会觉得手机坏了，手稍一滑就过去了。那种镜头对网络是没有用的，我们就要大量的改，可能这场戏整个拿掉，你看不到这个人了。

现在电影里面这26位老人，其实我就想做一件事，我要把他们变成一个人，这26位老人所有的故事，其实在我的脑海里，就是让他们变成一个人——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坚守住院线的阵地。我们不甘心，说白了就是不甘心。前几天他们说，导演要不你也跪一下，跪一下票房，跪一下观众。我说首先我尊重观众，其次，我身后站的这些爷爷奶奶，71年前他们都没有跪过，我不可能跪。别的片子有可能我作为导演，真的会下跪，这片子我不能跪。如果我今天跪了，有一天他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是化成鬼也不会原谅我。我身上背负的是他们的嘱托，我不可能带着他们的嘱托下跪，不管这个跪是跪什么，不可能。我一定得站着，哪怕我内心特别想跪着，为了他们，我现在也得站着。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英雄，有些人就觉得不对”

观察者网：您接下来还会继续拍纪录电影吗？

宋坤儒导演：我觉得纪录电影的未来会很好，但有没有可能我再去参与，就不好说了。我真的觉得做纪录电影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电影再怎么说，我有明星。任何随便一个烂故事片卖得都比我们好。我们那天在群里说，我们观影人数终于达到10万人了，对我们来说是特别不容易的一步，有10万人看过这部电影了。但是你在灯塔、猫眼专业版随便一划拉，一个烂故事片，随随便便几万人就冲过去了。

如果一定让我说实话，我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这些爷爷奶奶的故事，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继续来讲述。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你如果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所谓的私欲的话，拍故事片肯定更合适。我们前前后后也差不多4年，上映很惨淡，观影人数也很少，社会效应、口碑也没有。我两年就可以拍一个故事片，剧本写好，3个月周期拍摄，6个月周期后期，就可以上映了。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现在我都觉得我们挺愚蠢的。第一个愚蠢是太过于自信，第二个愚蠢是把所有判断和思考的权利都交给了观众。很多人都说这个片子，整个的剪辑弄得那么淡，也没什么导演观点。甚至有的观众说，这不就是一堆采访放一块了，当然，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作品里面解读出他们想看的东西。我只是想说，纪录电影需要导演，也需要编剧，如果没有导演和编剧，你们看到的就全是素材，而素材是没有情绪的。

还有观众说，你就不应该剪，每个爷爷奶奶就应该让他们说，我说那样恐怕你在这部电影里面只能看到两个人。每个老人的讲述都两个多小时，我一个人剪一刀，正好俩人俩电影就凑齐了。当然我们不去跟观众计较这些问题。

反正我干这么一事，第一我自己问心无愧，第二我对这些爷爷奶奶问心无愧。以后干不干再说，反正这事儿哥们已经干了，干了就干了。我也不后悔，赔钱我也认。其实片方会比较的惨，就现在的票房情况，连宣发费用都收不回来，就更不用提之前那些正常的制作投资了。

你不知道，虽然我们片子小，但其实每天我们宣传的小伙伴、发行的小伙伴，包括片方，我们每天深夜都在开会，都在想明天怎么办，我们的目标是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后来鼓励他们说，我说哪怕说全国我们就剩下100场，剩下10场，剩下一场，我们都得坚持，因为只要有场次开就会有人看，只要有人看就会有人帮我们传播。因为我们已经没子弹了，我们自己的子弹已经全打光了。

我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有国际生，一个特别年轻的乌克兰的学生，十八九岁，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学汉语。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聊起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说当说有讲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电影。那女孩是一个挺漂亮的乌克兰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一直在哭，说我们真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们后来的生活，我们必须要铭记先烈。当时我觉得有点震惊，觉得特别像政治老师，但她真的是特别的真切。我不明白现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一提到英雄，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当然这次2020年的抗疫，很多90后00后冲到了第一线，我觉得特别高兴，包括这些老兵在采访的时候也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跟我们当年一样，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冲到前线。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很多人说纪录片为什么不免费看，猫眼上还有人说，这个东西还买票，那不看了。还有人在豆瓣给我留言，说你干这个事儿就应该学柴静，你就应该倾家荡产干，让所有的人免费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我没回，但是我很生气，我说第一你怎么知道我没倾家荡产？第二你怎么知道她倾家荡产了？第三为什么做好事就得倾家荡产？难道做公益就得死是吗？我不明白到底哪出了问题，其实我也挺痛苦的。

这几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看完都说好，然后没有人看。这事本身就特荒诞。如果我做导演的话，它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电影，类似于《黑炮事件》。所有人都觉得很好，但没有人去看。你不觉得很荒诞吗？

我的压力不是票房，我根本就不care票房，干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就说这事儿90%、95%必须赔钱。在过程当中也有片方退出，就觉得这事干不了了，投资就撤了。不是所有的片方都很坚定，现在留下来的片方是一直很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片方。但是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事你不能逼别人。

首先我个人就特别讨厌“道德绑架”，所以为什么在整个宣传过程，从来不会用所谓“道德绑架”的方式。其实之前有一些片子，确实有道德绑架的嫌疑，“不看就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看一个电影就不是中国人，我都不知道这些论调是怎么来的。

我还是想保持我那个执念，我觉得他们必须得被仰视。我还是不能够接受，我们以一个特别随便的态度去观看他们。当然这可能确实是我的执念。

如果我们把他们想象成自己的爷爷奶奶，我经常把他们想成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就像我们片子里，有一个老兵叫薛英杰，我们都叫他“姥爷”。薛英杰是跟我接触时间最长的一个老兵，差不多持续了3年，我真的把他当成姥爷。

薛英杰，中国人民志愿军47军司令部军医

今年4月份做调色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薛英杰外孙女打来的，说姥爷昨天走了，我现在得赶回邯郸，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我们当时特别想一起去，但因为后期也有别的工作，所以把我们的时间排得很死。我们又不是什么大片，只能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我说现在去不了，还很平静地就挂断了。挂完之后，片子正好又出现了薛英杰的画面，那个时候你再看到他，怎么说，特别的奇怪，就是你刚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这个人就在一个巨大的屏幕面前，还在跟你诉说着他的故事。我跟我搭档两个人就都哭了，哭得特别伤心。调色师说导演我们要不要停一下，我说不用停。那一天，我真的觉得特别自责。

自责的原因是，薛英杰在住院之前，一直跟他的外孙女说，能不能让我们把片子给他看一看，他想看一看自己的故事。因为对姥爷的情感太深了，我一直跟小欧说，我说我一定给姥爷剪好，现在还是一个特毛的样子，音乐字幕啥啥都没有，颜色乱七八糟。我说你再给我几天，你再给我三周，我把它剪立整了，我给姥爷看一完整的，到时候我们拿着电脑带着音箱过去。我就老想做一个特别好的东西，这可能是性格里面一个缺陷，追求一种不太现实的极致。所以薛英杰最后就没有看到过现在这些画面，这事让我觉得特别的难过。

看过电影大家都知道，薛英杰把战友埋葬，想着有一天打回来再把战友带走，但谁想到战事变化，部队调动，他就没再回来，成为一生的遗憾。这件事其实在他心里锁了挺多年的，但现在我又亏欠了他一个承诺。

坦白说，这个电影的价值，一定超越票房。今年是2021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我们现在老人最小86岁，最大98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30年，也就是80周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在了。你们想听到亲历者的声音，去哪找呢？所以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常规的商业电影的逻辑了。

对票房我们一点都不纠结。你一定要说我是因为票房、排片失望，好吧。但其实我内心真的不是这么想的。我内心真的是觉得，我们一定是哪出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它可能也不是电影的问题。

我那天特别愤慨的一件事，我们被迫、躺枪上了一一段热搜，是源于说我们上映了多少天，票房是100多万，好像有粉丝去筹款一个小时，人家就筹到了200多万。

我特别讨厌这种比较，我觉得首先这种比较特别不尊重我们的老兵。粉丝行为，我不去讨论它正确与否，谁还没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我的偶像，他们现在对他们偶像的这种推崇，没有任何的不好，当然好不好我说了也不算，都是有爹妈的人。我只是觉得，把我们这两件事并在一块的人挺讨厌的。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很多观众都想问一下孙德山爷爷自己办的纪念馆，具体位置在哪？

宋坤儒导演：在辽宁沈阳浑南区高坎镇旧站村。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这个爷爷，就会发现他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老人特别的憨，憨厚的憨，也就代表了他特别的直，特别的倔。他今年93岁了，为了说给他展馆买几个那种三四块钱的照片，他可以卖一车垃圾，然后从沈阳北站走回他自己的家，可能要走30多公里。

你会觉得这老兵挺傻的，为啥呀？他儿子闺女、老伴都跟他说你别弄了，90多岁了，你就四世同堂安享晚年得了是吧。不行，老人说只要我活着我就得弄。我对于他的理解是，他人回来了，但他把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个时空里。他做这些事儿，是为自己吗？他是免费的。老头不管在屋里面穿什么衣服，只要有人进他院里，就立刻穿上军服戴上军帽，从头给你讲一遍，抗美援朝怎么回事，几次战役……

工作照，右二为孙德山

他那屋可热了，等于把他的院子上面盖了一个盆，不通风，连空调都没有。我们2020年去拍的时候，太热了，就凑了3000块钱，我说我们来不及了，要来得及，我就立刻下单给你买个空调。我们得走了，我说您务必装个空调，至少能够凉快一点。在外人看来，就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他为了什么呢？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在思索。就是每个老兵，面对他们过往的方式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去回溯这段历史。

有人看了电影后说，看到一个老人在田间骑着自行车，感觉特别的凄惨，我说是吗？我不这么认为。一个93岁的老人还能够骑自行车，代表他得有多么的顽强和硬朗。有的画面没拍，就是他每天要抡一个很大的实心铁锤，从里面砸出钢条，能卖个两三块钱。93岁的老人，不染发，头发是黑的，牙没有掉。我能够想象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什么样子，他的兵种是通讯员。就是在战地交通被破坏后，他要一个人上路，比如说从中线去东线送信，可能两三百公里，这一路他要么就搭车，要么就靠走，中途也有特务，他就一个人上路，所以这爷爷胆子特别大，特别硬。

他说我无所谓，我都这么大岁数，我就是想我们这些战友。这些老人普遍都藏着一个心理，就是说他们认为活着不是自己的事儿，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活，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要活就得要把战友的命都给活出来，每一个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