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养老服务机构投资周期长且管理难度较大，社会资本进入积极性不大。

在河南调研时，据一位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介绍，养老项目平均投资周期大约是7.5年。由他们机构从2020年年中所负责运营的一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平均每个月亏3万元，加上其他运营开支，一年下来亏四五十万。

据另一位在乡镇的民办养老机构老板介绍，2017年自己投了700万元建了养老院，之后又向朋友借了300万元再投进去，目前床位160张、入住了85位，收支基本持平。

既然业务不赚钱甚至亏钱，那为什么还要做？因为可以从政府那边获得一些项目进行找补。

在安徽省合肥市笔者和一位经营多家养老院的院长交流时，也和对方算过一笔账。在面向社会化运营的情况下，依靠政府政策补贴，仅能维持养老院的基本运营。集团的营收主要来源于家庭适老化改造的床位建设，以及其他类型的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项目。

以合肥市G养老院为例。G养老院原为敬老院，后经政府改造委托YDS养老机构运营，在承担G镇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的同时，面向社会普通老年群体提供社会化服务。改造后有189张床位，目前在院老人90人，其中五保老人70人。

合肥市还是属于地方财政资源较为充沛、养老资源投入相对丰富的地区。对于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财政在养老机构的补贴上投入相对有限。对农村民办养老院来说，只有通过扩大入院老人的数量，降低服务成本才能维持运营。如果收费价格略高一些，老人及其子女们就不会选择入住；收费价格调低一些，各项硬性成本开支又比较大，尤其是护工工资就不可能开得很高，养老院条件和生活质量就难以提高上来。

也就是说，对于大部分市场主体来说，进入农村养老领域最核心的利益驱动是地方政府在养老领域中的项目找补。而真正的地方性、社会化的市场主体，又因其低成本、简约化和在地性的运转，不符合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笔者调研过的一个养老院 作者供图

什么样的农村老人入住养老院

对于农村养老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尤其是市场化供给来说，以什么样的方式，供给什么样的服务，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占什么位置，这些问题亟需确认。其中，精准识别养老服务人群、回应老年群体诉求是有效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

首先，对普通农村老人而言，家庭资源、村庄结构和身体机能是限制其入院的条件。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除非老年群体的生活照料需求较为强烈，影响到家庭再生产经营活动的安排，否则不会选择入院养老。

从农村区域来看，通常进养老院的也是在那些村庄社会结构原子化、舆论宽松、个体主义思潮较为强烈的村庄。如川西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

就农村家庭生活水平而言，进养老院的老人，通常是家庭收入较高，养老投入占家庭支出的很小一部分。从区域上来看，此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市场中心地带的大城市周郊。

而从老年群体需求来看，入院养老的老人一般是年龄较高，身体机能差不能自理，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别人照顾的。

其次，从老年群体的家庭特征来看，进养老院的，多是那些不参与家庭再生产，但能够依靠自我经济实力维持养老成本的老人。即有较为丰裕的养老金，又能够凭借经济能力进行自我决策。

在中西部地区，通常因家庭资源的集约化，老年群体也会被卷进家庭再生产，至少不让自己的养老问题成为家庭再生产压力，因而会极度地自我压缩。如果自己没有进养老院的能力，他们便不会提出来。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家庭有了支付老年人入院养老的能力后，能否入院取决于家庭资源流向，即老年人是否要参与到家庭再生产过程中。

小结

整体而言，农村机构养老是一种分散化、嵌入式的市场结构。一味地关停小微机构，必然进一步割裂老年机构养老需求与养老机构市场供给适配。堵不如疏，养老机构的管理首先需要立足于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

机构养老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中西部县域养老机构的发展应当根植于农民家庭生活系统与社区系统，嵌入到老年群体生活世界中。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型机构养老，激活并运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如熟人关系的约束机制、村集体的安全管理在场监督机制等，建立一套简约高效在地的机构养老系统，探索符合国情的本土化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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