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在第一届俄罗斯-非洲会议时宣布为非洲国家免除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债务。图片来源：东方IC

在经济合作方面，俄仍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俄的能源、食品、化肥等商品进口依赖程度高，使得这些国家很难与俄真正“脱钩”。例如，非洲30%的粮食供应依赖俄罗斯，其中95%为小麦。2022年上半年，在西方国家加快推动与俄“经济脱钩”的同时，俄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却大幅增长了34%。

随着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对俄金融、航运制裁，非洲部分地区与俄的经贸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对此，俄提出探索绕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的经济合作模式，如推广双方用本国货币结算、在进口国建立粮食集散中心或联合加工企业等。

乌克兰危机还严重分散发达国家对能源价格、债务可持续性、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的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相信，乌克兰危机本来是地区性的，但西方国家发起的制裁使其升级为全球性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对危机的反应而非乌克兰危机本身恶化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环境，并客观上推动了俄与“全球南方”在外交、经济和舆论领域的接触。

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接触，俄虽有维护其大国地位的考量，但更多是要强化与“全球南方”的立场协调、理念对接乃至框架合作。俄驻巴基斯坦大使丹尼拉·加利奇甚至宣称“俄罗斯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俄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是为了“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投资，能带来一些利润”。

其他新兴国家的看法

法国蒙田研究所顾问、《乌克兰危机和世界新秩序》一书的主编米歇尔·杜克洛认为，当前的危机是“一直未被提及的中等大国确认地位的机会”。尽管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国家还未提出解决危机的“一揽子”方案，但有能力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表达来自“全球南方”的观点。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西方“双重标准”的质疑。在新兴国家看来，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是虚伪的。这种质疑既源于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记忆，也基于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国面临领土和主权威胁的沉默，以及对也门、非洲部分地区冲突的漠不关心。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或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竞争对手采用制裁等“惩罚”手段，推动政权更迭，或将一些国家排除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G20等国际组织之外。西方国家的制裁对象基本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因此遭到新兴国家的普遍反感。相反，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战争发起方却没有受到追责。

其次是对“全球南方”当前面临主要挑战的强调。从外部看，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集团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且在贸易、金融等国际制度中垄断规则制定权，这可能会固化乃至加剧南北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利益。相反，“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缺乏统一立场，难以就贸易和发展等问题与主要大国进行有效谈判。

从内部看，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多重危机叠加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更为明显，使得这些国家获得资金、技术支持更加有限，在基础设施、气候减排、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困境也更加凸出。从阿根廷到赞比亚，从加纳到斯里兰卡，“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社会的脆弱性问题，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给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非洲儿童搬运国际组织援助物资。图片来源：东方IC

最后是对根据时代要求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主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赖尔登·罗埃蒂指出，“巴西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新兴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多边机构权力的效力”。卢拉重新执政后，巴西不再回避其所应承担的大国责任，着力加强南方共同市场、南美国家联盟等地区制度建设，积极投身联合国、G20、世界贸易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议程设置和组织改革，支持其传统地缘竞争对手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并且提议建立一个不包括乌克兰危机当事方但包括更多发展中国家、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新二十国集团”。

巴西的案例对其他新兴国家同样适用，即要想被视为一个全球大国，新兴国家不仅需要努力扩大在国际制度中的“软实力”，更需要调整竞争性的地缘政治思维，共同推动南南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