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国一度积累有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都会结售成为人民币，这些货币被称为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而广义货币存量M2也超过130万亿人民币，M2就是由近30万亿的基础货币膨胀而来，它通过货币乘数和商业银行体系的贷款投放来实现的。

这种天文量级的流动性投放必然会驱动新兴市场的实际增长和资产泡沫。

昔日的蜜糖成为今天的毒药，当下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而且由于美元流动性即将减缩，全球新兴经济和金融市场正蕴含着再次下行的巨大风险。没有什么比波罗的海干散货航运指数（BDI）更好的可以作为全球化3.0的墓志铭了——“我涨过11709，我跌过295”（图 13）。

如果把资产价格纳入CPI，我们早已在经历一场持续的超级通货膨胀，货币当局假惺惺的挑选了一个错误的对手，最终抑制通货膨胀的并不是什么高超的货币政策，而是中国无穷的廉价产能和页岩气的能源供给革命，金融周期远远高于实际周期，我们寄托希望在天文量级的流动性释放，可以产生史诗级创新从而再度大幅提升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美丽新世界，但这个方向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供给已经过剩，更多的供给如果没有有购买力的需求来支持，仍然无法消化过剩产能，而这可能涉及到财富收入和消费的分配这个终极难题，绕开它，全球只能在虚幻的财富幻觉和无尽的庞氏骗局中不断兜圈子，并附送更凶猛的金融周期和风险释放。

如我们在导言中谈到的三种周期，全球化周期中的国际收支周期是指各主要经济体国际收支从一个方向的不平衡到趋于平衡，再从平衡到另一个方向不平衡的周期震荡，也就是国际借贷周期。

在贵金属本位制下，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国常因贵金属流出而面临通缩，而盈余国因贵金属流入、商品流出而面临通胀。

但在以美元为核心的浮动汇率制下，由于美元信用可以动态扩张，国际收支不平衡常持续扩大：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国将积累大量对外金融资产，赤字国积累对外金融负债。

如果这个赤字国主要是美元的发钞国，那么经常项目盈余国积累大量美元资产，而赤字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向外输送了美元，美元货币信用就开始在国际扩张。

如果盈余国以美元为基础发行自己的货币，美元信用的扩张就有了第二轮效应。因此，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常常伴随全球贸易的繁荣和全球总需求的上升。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开始出现持续震荡，且震荡的最大偏离度呈上升趋势。而每一次的最大偏离都是靠一场金融危机纠正的，且金融危机呈现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轮换的规律。这恰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发展方向相呼应：

新兴市场持续赤字之后，爆发危机修复，发达市场的经常项目赤字紧跟其后；而后，发达市场再通过危机修正赤字⋯⋯如此往复，一个国际收支周期大约15年。

我们看到美元汇率完全随着国际收支周期震荡，在发达市场危机平复后触底回升，在新兴市场危机爆发时上涨触顶。当然，笔者并不认为美元汇率变化和国际收支周期是因果关系。

美元汇率可作为国际收支周期的一种表象来理解，建立这种联系的意义在于，国际收支周期是趋势性非常强的周期，这可让我们在波动性极大的市场中识别出美元汇率的长期趋势。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经常项目余额占GDP之比已从2008年的-1.2%升到0.36%，超过前一周期于1993年触及的顶部；而新兴市场的该指标从4.6%降至0.6%，国际收支仍在趋于平衡的过程中，这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意味着外部收入的下降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上杠杆的提高。

中国经济具备抵御美联储加息冲击的能力

中国的对外金融负债占比已从2008年末的50%升到2014年的70%。前期的外部低利率环境，吸引大量新兴市场通过套利交易增加外债，一旦这些套利交易逆转，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将遭到打击。

人民币的突然贬值，触发了新兴市场汇率的大幅波动，这显著降低了套利交易的收益风险比，从而引发套利交易反转，带动了金融市场巨震。

那些储蓄率较低的经济体不得不维持高利率；而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压力，主要来自于内部资金流动和汇率。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整个新兴市场的船板正在剧烈的摇晃。中国历来是新兴市场的旗舰和压仓石，具有风向标和最后防线的作用。

无疑从横向维度来看，中国目前仍然是表现最好的，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有限，而且扩大开放是渐进推进的；经济增速虽然回落，但6.5%左右的经济增速叠加2%左右的通胀，在世界经济中仍是翘楚。

中国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危机管理留下的地方债务偿还压力较大、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明显、局部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但中国决心通过改革去消解这些问题的力度也很大，并且是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着力化解。

更为重要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将重塑新的经济结构，以此来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增长。